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现象，最根本的是因为工业革命改变了社会的经济结构。我国农民工的产生与流动也主要是由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产生了大量需求，引发了农民工的产生。

　　1.重工业的高速推进。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之后，当时摆在我国面前有两条工业化道路，一条是以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另一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处于敌对状态，另外，西方国家的工业化依靠的是殖民扩张时所积累的巨大财富，而我国当时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后，国家百废待兴，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在国际环境和国内实际情况的共同作用下，以及苏联经济发展的直接示范下，我国没有遵循一般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由轻工业—重工业—第三产业的演变规律，而是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为特征的赶超型的发展战略。由于我国的经济建设以重工业为中心，因此我国的投资重点向重工业倾斜（见表2—4）。国家对重工业的投资一般是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总和的1.30~3.41倍。

　　表 2—4 1952—1978年我国基建投资中农、轻、重投资比例（%）

　　

　

　　注：本表基建投资为全民所有制数字。

　　轻工业以农产品为原材料，投资少、见效快，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是工业化过程中吸纳劳动力能力最强的产业。然而，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压缩了轻工业的发展空间。重工业的基本特征是资金密集型，这就决定了它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限，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就更差。当然，在计划经济阶段，我国“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也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产生影响。表2—5大致勾画了1952—1978年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变化情况。1953—1957年是我国正式启动重工业发展战略的时期，但在此阶段工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却从6%下降到了5.9%。另外，在这5年中新增劳动力在农业、工业，以及其他部门的分配比例分别是65.4%、5.1%和29.5%。重工业超前发展的工业化模式，限制了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得城镇非农业就业机会非常有限，仅仅依靠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一般就能够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增加的需求。由于我国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而重工业资本有机构成高，而较之轻工业需要的劳动力少。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我们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下作出的战略选择，加强了我国的工业以及国防实力，但是牺牲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农业。重工业需要资金而不需要人，成了二元结构形成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之后，我国进入了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由于对工业化盲目乐观和对形势的错误估计，1958—1962年提出“以钢为纲”，“大炼钢铁”，希望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来加快工业化进程。为了完成“大跃进”炼钢指标，大搞群众土法炼钢，一时之间，“小土群遍地开花”。1958年11月和12月，抽调到“大办钢铁”第一线的农业劳动力高达9 000万人以上。另外，农村人民公社都兴办了一批企业，到1958年，社办工业企业数达到了602万家，职工达到1 800多万人。然而，这种不符合经济规律的劳动力的强制性转移必然不能持久，随后两年，社办工业企业数量锐减（见表2—6）。一大部分进入城镇的职工和居民又重新“回流”，农业劳动力人口从1957年的81.2%上升到1965年的81.6%。

　　表2—6 1958—1962年社办工业企业的情况表

　　

　

　　1970—1978年，我国的农业劳动人口所占的比重又出现大幅下降，从1970年的80.8%下降到1978年的73.8%；工业劳动人口从8.2%上升到了12.6%。另外，在这一阶段只有29.7%的新增劳动力进入农业部门，40.6%的新增劳动力进入了工业部门。这一阶段农业劳动人口比重下降有多种原因。首先，政府大力支持地方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等“五小”工业。1970年2月制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明确指出：“计划到1975年，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南经济协作区钢的生产能力都达到600万吨以上，各省、自治区都要有一批中、小钢铁企业，许多地、县也要建立起小矿山、小铁矿、小钢厂，形成大中小结合、星罗棋布的钢铁工业布局”。其次，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基本结束，大多数知青通过各种渠道返回了城镇。最后，国家立足于战备的“大三线建设”越过中部，将东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区的重要工业、科研机构搬入西部地区，当时吸纳了一大批农村青年。仅1970、1971两年，农村青壮年转为国家职工的约有600万人，加上县社企业招工和抽调临时工、民工，最多时近3 000万人。

　　2.城市二、三产业蓬勃发展，急需农村劳动力的注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给予许多优惠政策来吸引外资进行投资办厂，使城市经济呈现勃勃生机。特别是我国的四大直辖市，二、三产业在最近几年中保持着持续稳步发展的态势（见表2—7）。在所有的直辖市中，我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和政治文化中心北京经济发展最快，其他两直辖市发展相对较弱。在2001—2005年间，从第二产业增长的绝对数来看，上海的增长速度最快，产值共增加了2 097.39亿元，其次分别是天津、北京和重庆，各增加了1 146.53亿元、995.91亿元和531.46亿元；从第三产业增长的绝对数来看，北京和上海遥遥领先，分别增长了3 039.84亿元和2 111.11亿元，其次是天津和重庆，分别增长了677.16亿元和618.89亿元。第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是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空间。2005年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人数分别达到18 084万人和23 771万人。

　　90年代以来，城市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工，而农民进城务工又扩大了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空间。现在城市消费品和服务业的低端市场主要是面向和依靠农民工。这是城市“一元店”、“二元店”服装甩卖和家常菜馆、粥棚大量兴起而且十分红火的原因。农民工不仅支持了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为城市低端服务业的发展创造了空间。

　　国家长期的投资偏向是引起人口流动的另一重要原因。国家长期以来固定资产投资大量放在国有经济部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部门加起来的投资总额与国有经济的差距多数年份一直维持在6 000亿元左右（见表2—8）。其他经济主要包括联营、股份制、外商投资和港澳台投资经济高速发展，2000年其投资总额约是集体和个体经济投资总额之和的71.1%，是国有经济投资总额的41%，到2005年这一比例分别达到124.5%和108.5%。参见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因此，对国有经济的大量投入和其他企业的发展可以说是加快城市建设的同义语。城市固定资产投入的加大必然要求大量的生产要素。而城市所拥有的劳动力已从传统的产业部门向新兴产业部门转移，造成非正规和传统产业面临巨大的劳动力缺口，导致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