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的巨大反差，农业的推力和城市的拉力共同作用，使农民理性选择进入城市。首先，由于受“人多力量大” 思想的影响，我国在计划经济时代人口猛增。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普遍推行和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劳动力出现了大量过剩。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导致人地矛盾更加突出。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为1.4亩左右，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已不到1亩。在实行联产承包制初期，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而且当时我国的农产品处于卖方市场，因此，农民的收入得到极大的提高。但进入90年代后，农产品出现买方市场，农产品价格持续低迷，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却逐年上升，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务农的低收益把农民推向了城市。

　　其次，城乡收入差距扩大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内在刺激，同时，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于抑制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具有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在1999年以后表现得愈加明显。在1984—2001年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波状，在1984—1994年间，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在1995—1998年间，收入差距又呈现短暂的缩小趋势，在1999年后，收入差距又呈现扩大的趋势（见表2—9）。我国的城乡之间差距不断扩大，城市变成磁场，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农民都有进城的倾向，不仅为了寻求就业，还因为巨大的城乡差别。这就是中国农民自己不能进城，也要节衣缩食送孩子进城读书考大学的深层次原因。这一点同西方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动因是不同的。

　　表 2—9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动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

　　再次，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见表2—10）。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以及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流动，全国掀起了城市建设热。这一时期形成并不断强化的市代县管理体制，又开通了县乡资源和要素向城市集中的渠道，这一体制又为加速城市建设热提供了体制保障。因此，90年代以来，中国各个地方的城市建设都日新月异，全国是个大工地。这就需要大量的建筑工人，能从事“强度高、高危险、低技术含量”的作业，这些活城里人不愿意干，主要由农民工来补充。于是建筑工人成了农民工的重要方面军。而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为建筑行业的技术骨干和中下层管理者，由此又在城市中长期留下来，成为新市民的一部分。第三产业中的餐饮、修理、家庭服务的“保姆”等职业的就业机会增多，也吸引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

　　表 2—10 1990年以来中国建成面积与城市人口变化情况表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历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