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认为，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特殊的经济社会政策决定的。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三农”问题。现代化的过程实质是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融入城市文明的过程，生产生活方式转型的过程。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和部分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绕不过去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农民转移的主要途径是农民工这个渠道，农民工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农民进城务工向城市迁移，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农村文明转向城市文明，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城市化的本质是由农村向城里移民，中国无疑也要走这条路子。但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人口多，主要是农民多，而且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搞计划经济，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社会政策，又使农民的这种转移带有中国特色。因而解决中国的农民工问题，既要认识其必然性，增强自觉性，又要把握其长期性和特殊性。

　　本书指出，中国农民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新的特殊的社会群体，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市化加快发展为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体制条件和就业条件。农村实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再加上农业科技进步，解决了农产品供给短缺的问题，同时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又由于改革的深入不断打破原有的城乡壁垒，农民有了走出农田进入工业、进入城市的可能，由乡镇企业到“民工潮”就是以这样的逻辑发展的。可以说，中国的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问题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时期的集中释放。

　　从对农民工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综合考察可以看出，农民外出务工主流上具有社会进步意义。亿万农民工是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巨大推动力量，是城乡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和冲破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推动力量。农民外出进城务工，是现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发达地区带动落后地区的有效实现形式。农民工构成了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三元，而这恰是社会转型期沟通二元结构两极不可缺少的桥梁和难以跨越的过渡。从经济学角度考察农民工，其对我国经济发展、城乡消费、农村投资和改革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农民工的流动促进了农业、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高了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大量农民工进城，改变了城市的消费规模、消费结构与消费水平，同时带来了农村消费观念的更新，增强了农民家庭消费能力，优化了农村的消费结构。农民工带回来了大笔现金收入，成为农业和农村建设投资的重要来源。农民工阶层的产生成为改革有力的加速器，对传统的户籍管理制度提出了挑战，为冲破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城乡统一的市场化的劳动就业制度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农民工，其跨地域、跨身份、跨职业能力、跨文化的流动进城，正在改变中国的社会基本格局，直接触动了发展进程的基本环节和国家经济社会管理制度的基本层面。农民流动而转变成为工作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的现象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和未来前景的影响是极其全面、深刻的。农民进城形成的农民工阶层是一个社会阶层上行的过程，而大规模的社会阶层上行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产业工人的增长趋势看，农民工正在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研究认为，所谓农民工问题实际上是现存的亟待解决的三个问题：一个是一亿多进城务工农民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就业环境如何得到改善的问题；一个是农民工如何有序进入城市生活并逐步成为市民完成城市化的问题；一个是更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何逐步地合理地转移出来，实现比较充分就业的问题。国内外正反经验证明，人为设置人口流动的障碍得不偿失，政治驱动的人口流动是不成功的，而顺应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民间自发的流动和移民则是低成本的、稳定的，而且也是进退自如的、容易调节的。研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有政府的引导和调控，但又必须考虑市场的力量，重视农民的创造精神。

　　本研究在重点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及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得出了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随着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其终结点将在2050年前后出现的基本结论。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引导农民工合理有序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促进工业化、城市化顺利健康发展，促进“三农”问题根本解决的关键之举；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经过长期不懈?努力，不能超越阶段，操之过急，但又必须明确方向，不能违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人为限制农民工向城市流动；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坚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逐步缩小以至最终消除城乡差距，是农民工问题终结的基本条件；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为目标，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