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编纂《中国近代通史》的基本思路

　　据前所述，编写《中国近代通史》在宏观思路上、总的架构上需要有新的面貌，在具体论述上需要尽可能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积极成果。在著作性质上，首先它不是专史，不是仅仅面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者；其次，它不是一般的通俗著作，不能仅仅满足一般读者的需要。它是由具有较高水平的专业研究者写作的通史类著作，它能够在体系上以及具体论述上满足专业研究者的一般需要，它能够满足县处级以上干部队伍对中国近代史读物的基本需要，它能够满足大学生、研究生对寻获一本中国近代史基本参考书的需要，在目前，这样的基本参考书，还是难以寻觅的。郭沫若、范文澜、胡绳、刘大年等前辈学者，他们当年编写中国近代史的初衷，都在这里，可惜未能实现；即使当年实现了，也还需要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加以修订。

　　撰写这样一本《中国近代通史》，在基本思路上应该注意如下几点：

　　一、明确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中国近代史研究，从50年代起，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直到现在，大学里还是这样分别设置教研室，分别讲授课程的（已经有一些大学，如武汉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基本上取消了这样的研究室设置，还有的大学历史系在酝酿取消中）。实际上，这样的分法，对历史认识和学科建设，都没有好处。新中国建立已经过了半个世纪，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对于1949年上溯至1840年那一段中国历史，我们现在是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认识和解说。总起来说，应该将1840-1949年的中国历史打通来研究，这不论对中国近代史还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不论对于中国革命史还是中共党史的研究，都会有好处；在大学课堂里也应该打通来讲授。不要再人为地以1919年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分界。《中国近代通史》要打破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要写出1840-1949年的完整的中国近代史来。

　　中国近代史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历史分支学科，要回答：中国如何在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下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较之封建中国有什么不同，外国侵略给中国社会怎样的打击，又给中国社会什么新的东西，近代中国社会怎样形成了区别于封建中国的社会阶级力量，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又如何决定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影响这个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演变，推动这个社会逐步向新的发展阶段转型，在社会的深刻转型过程中，在新的社会物质力量主导下，使改良，尤其是革命成为社会深刻转型的动力，以及这些新的社会阶级力量怎样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斗争，去争取中国的民族解放，去准备中国现代化的起步条件的，等等。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110年长程历史来考察，近代中国历史到了20世纪初（大约在1901-1920年），可以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沉沦到谷底的时期。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开始呈现上升趋势。此后，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力量迅速成长并终于先后取代旧势力，成为主导社会发展的力量。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思想文化、民族关系、边疆状况以及社会问题都有了自己独特的面貌。中国近代史不停止在1919年，而是打通来看，1840-1949年的历史发展，自成一个历史段落，既区别于1840年以前的封建社会，又区别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更加清晰可见了。

　　 二、准确把握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近代中国历史是自1840年起逐渐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赢得民族解放的历史；从另一个意义说，是世界主动走向中国，中国被迫走向世界的历史，或者说，中国是在这个过程中，痛苦地、艰难地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这110年历史变化的深度、广度、剧烈程度及其给中国未来发展所带来的推动力，恐怕为中国五千年历史变化所仅见。研究这种变化的历史，研究这种历史变化过程中形成的多种矛盾和斗争、曲折和反复，研究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间的关系，研究中国和周边国家间的关系，不仅对于学科建设有好处，而且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国情，认识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有好处，对于我们处理当代复杂的现实关系有参考、借鉴意义。当然这也是《中国近代通史》所要处理的主要内容。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50年代有过讨论，最近20年又有热烈讨论。新的一轮讨论中，基本上有三种观点。一种意见大体上坚持50年代讨论的积极结果，认为中国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其中也包括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就构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该重视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发生发展的意义，他们以资本主义运动(包括经济和政治两方面)作为主要线索来考察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进程,认为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政治觉悟的迅速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前进的基本脉络。”他们认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就必须向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实现中国的近代化。第三种意见试图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来阐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认为1840-1919年间经历的民族运动的三次高涨，是近代中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发展规律。同时也认为，毛泽东说的“两个过程”可以作为我们据以探究近代中国历史基本线索的基点。说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是一种民族运动，并不意味着以另一套线索取代“两个过程”而作为基本线索。“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被人们理解为贯穿始终的基本线索。由此看来，这第三种意见虽然对前两种意见都有所批评，其主张的实质与第一种意见是较为接近的。

　　近些年来，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史为自己提出了两大任务：一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一是争取国家的富强；换言之，用反帝反封建争取国家的独立，用现代化争取国家的富强。近20年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宏观审视，大体上沿着这样两种方向进行。但是，这两种方式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居于什么地位，其相互关系如何，讨论的很不够。有一种倾向，试图完全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观察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