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说不是要否定百家争鸣。事实证明，百家争鸣是发展学术研究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和繁荣历史科学行之有效的方针。以上各种学术问题，都可以通过争鸣，用事实和道理阐述各家的看法。以前有一种说法，说百家争鸣实质上是两家，即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这样说容易犯简单化的毛病，不利于学术的发展。但是，《中国近代通史》作为一本书，应当有自己统一的设计和体系，在宏观上，应当有前后一致的观点。参加本书撰写的各位作者，或许对本书的体系和基本看法会有不同意见，尽可以在各种学术刊物上提出争鸣，在这本书里，应该有一致的口径。当然，具体历史问题的表述，除了吸收学术界的积极成果外，个人的研究心得应该写进去，如果可能，要努力推进某些问题的研究。

　　三、拓宽研究领域。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所扩大，这是研究工作本身的规律所决定的。现在如果再用三个高潮、八大事件，就很难概括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范围了。近些年，学者们的研究兴趣，大多已向1919年以后的历史转移。但是，涉及1919年前的政治史、经济史、中外关系史等传统学科的研究仍需要加强。一个社会是由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现象组成的。经济发展程度是社会前进的尺度,政治表现在社会前进中起着指标的作用。文化的发展既受制于同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条件，也要反作用于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一个社会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会产生某些特有的社会现象，这种社会现象又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制约条件。现在有些青年研究者对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有兴趣，对政治史的研究缺少热情。加强与加深思想文化史、社会史研究是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紧密联系的，因而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忽视政治史研究却没有必要的理由。政治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其他的研究领域起着制约的作用。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如何，对解释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含义。文化思想史、社会史的研究同样重要，不可偏废。青枝需要绿叶扶持才显出自然的美；没有血肉的躯干只是骨架，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全面反映近代中国历史内容，需要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社会生活（包括人口状况）的、民族关系的、边疆政情和社情等各方面研究的配合，缺一不可。尤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全面、深入、丰富的了解，单线条的认识是不能反映复杂多变的社会的。

　　四、关于“革命高潮”问题的处理

　　1954年胡绳提出“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概念，为近代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但是习惯上，大家多习称为“三次革命运动高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者提出了反对的意见。现在的情况是，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

　　1984年章开沅在《历史研究》第3期发表文章，主张放弃“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1919年以前存在三次民族运动高涨，实际上它所列出的三次民族运动高涨的标志与胡绳所说三次革命运动的高涨的标志是完全相同的。戚其章在1985年第6期《历史研究》发表文章，反对“两个过程”的提法，认为“只有推动社会变革的国内阶级斗争才能体现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他提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太平天国、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才能体现基本线索，洋务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不能列入基本线索的标志之内。他虽然回避了“革命高潮”的概念，但实际上并无反对之意。李时岳是一派意见的主要代表人，他在1980年、1984年在《历史研究》相继发表文章，表示赞成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基本线索的标志，认为要重视近代史上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的意义，给予资产阶级政治运动以应有的政治地位，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个阶梯的论点。他在中国近代史的宏观思路上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对胡绳的观点有不少商榷，但在实质上并没有反对“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只是要求把“洋务运动”列入，称为“四个阶梯”或称为“中国近代史的进步潮流”而已。1988年陈旭麓著文（发表在《历史研究》第3期），明确主张支持三个革命高潮，但认为应从革命的本来意义来定义革命高潮，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整体来观察革命高潮，这三次高潮是：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1927年的大革命，打倒了北洋军阀政府；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夺取全国胜利。他强调，中国近代史上只有这三次革命高潮，没有这三次高潮，就赶不走帝国主义，也打不跨封建势力。1989年夏东元在《历史研究》（第4期）著文，也认为应把11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全体，主张“‘一条主线’（即资本主义酝酿、发生和?展为线索）‘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相结合，阐明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规律；既不同意‘三次革命高潮’说，也不认为‘四个阶梯’说是妥当的。”著者在1984年发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第4期），没有对三次革命高潮正面表示意见。但在1998年发表的文章中（载《近代史研究》第2期）认为，胡绳提出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是中国近代史中很重要的概念。从政治史或者革命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反映历史实际的。固然，从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或者从近代化史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史，可以从各相关专业的需要出发提出不同的、反映各相关专业历史实际的某些概念，但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衡量，恐怕都要考虑三个革命高潮概念的统率、制衡作用，把三个革命高潮概念完全撇开不用，恐怕是难以反映历史真实的。但是，胡绳当初提出这个概念的时候，所处理的对象是中国近代史的前半期，即1840-1919年期间。把中国近代史的下限放在1949年9月，则胡绳所提中国近代史的三个革命高潮的概念之不符合实际，是很明显的。从这个角度对三个革命高潮论所做的批评，是完全有道理的。因此，从中国近代史的全局考虑，有必要重新考虑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问题。著者在那篇文章里提出了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

　　考虑到以上原因，在《中国近代通史》的分卷原则里，实际上参考了七次革命高潮的看法，但是在分卷分章的标题里不准备出现七次革命高潮的字样。在有关卷、章里，应该对那七次高潮作有重点的论述，但不出现七次高潮字样，这样处理，意在避免无谓的概念之争。

　　近百年的中国近代史是我国历史上一段极为重要的时期。屈辱与苦难，奋斗与牺牲，构成了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任务，是要厘清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事实，探索其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重现近代中国丰富与斑斓的历史画面。这样的研究与重现并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就能够为我国人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有说服力的历史根据，为提高我国人民的文化素质及其爱国主义教育的水准，加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信仰力和凝聚力，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近代通史》要朝这个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