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太平天国依然有其雄踞东南的客观条件。事情并非不可为。1856年浙江杭嘉湖地区大荒，但官府“不察人情，仍要完漕二三不等”。农民到官府抗漕，官府则派兵弹压。农民于无奈之下，只得勾结“土匪”以武力相抗。时人评述说：如果太平军真的打过来，“还有什么漕粮”，“天年如此，世事如此，已到极头田地”。但在太平天国控制下的“湖北、江西大熟。楚米每石七百文，即江西每石不过十三四千。成熟省分尽资贼粮，荒歉省分逼令为贼，是非倒置，岂非天意，实使本朝无立足之地，可为长叹！”《吴熙致吴煦函》（1856年11月23日），见《吴煦档案选编》（四），120页。

　　1857年上半年，在石达开主持下，太平天国逐步扭转了自天京内乱以来军事上所处的逆势。据清安徽巡抚福济奏报：

　　“窃粤匪窜踞金陵，上自湖北、江西，下至瓜洲、镇江，皆其藩篱屏蔽，上下游一日不清，则皖省一日不安，而金陵巨薮未除，上下游廓清非易。迩幸天心悔祸，贼首自相残杀，其存者猜忌日深。缘自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石达开为之报复，突入金陵，将韦逆杀毙，遂为贼中主谋。本年围攻桐营，连陷舒、六等处，并救援溧水，虐焰复炽者，皆石逆之计。”《福济等奏陈金陵内讧石达开出走请饬湖北江西防剿折》，见《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9册，420页。可惜的是，洪秀全的猜忌和防范，使得石达开不可能放手施展其所为。

　　二、洪秀全的防范和掣肘

　　早在洪秀全密召韦昌辉杀死杨秀清后不久，时人汪士铎对其就有评价说：

　　“政由宁氏，祭则寡人，洪秀全优于曹髦。然自坏长城，尚未闻土崩瓦解之势，真劫运使然也。”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25页。“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语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意思是说，具体政务可由杨秀清主持，但国家最高权力仍必须由洪秀全自己掌控。三国时魏国的曹髦做傀儡皇帝，终为司马昭所杀。洪秀全之优于曹髦，是因为他采取果断的措施，将杨秀清及整个东党翦除。但这完全是自毁长城的做法。当时之所以没有土崩瓦解，正如汪士铎所说是“劫运使然”，也即主客观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从其内部说，是因为还有那么一批忠勇而有为的将士，石达开即为杰出的代表。

　　然而石达开的才略和声望，却使天王洪秀全产生了疑忌和恐慌，他生怕石达开成为另一个杨秀清或韦昌辉。因此，他虽然任命石达开为“通军主将”，却不给他以军师的名号。按照洪秀全自己的说法，这是“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见《太平天国印书》（下），714页。他对石达开不仅“不授以兵事，留城中不使出”；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见丛刊《太平天国》（四），704页。更加封自己的长兄洪仁发为安王、次兄洪仁达为福王，处处予以掣肘。李秀成说：

　　“后翼王回京，合朝同举翼王提理政务，众人欢说（悦）。主有不乐心，专用安福两王。安王即是王长兄洪仁发，福王即王次兄洪仁达。主用二人，朝中之人，甚不欢说（悦）。此人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古执，认实天情，与我天王一样之意见不差，押制翼王。是以翼王与安福王三人结怒，被忌押制出京，今而远征，未肯回者，因此之由也。”《李秀成书供原稿》，第七叶上、下。

　　清朝方面的探报说：

　　“据本地探卒报称：客商有自下游回者，言金陵各伪王忌石逆之能交结人心。石逆每论事则党类环绕而听，各伪王论事，无肯听者，故忌之，有阴图戕害之意。”李续宾：《又复王观察》，见《李忠武公遗书•书牍》卷下，光绪十七年刊。

　　石达开自己也说：

　　“（洪秀全）有谋害达开之意，旋即逃出金陵。”《石达开自述》，见丛刊《太平天国》（二），781页。

　　洪秀全是否要“阴图戕害”石达开，没有确切的证据。但过度的防范和掣肘，尤其是不学无术的安、福二王借天王的威势，以“农民式的狡狯”所作出的种种无理刁难和挟制均可想见。年少气盛的石达开对此自然无法容忍。洪秀全在石达开出走后不得不将自己的两个兄长革去王爵，可见他自己心里也很明白，他对石达开确实做得有点过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