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的防务初由北王韦昌辉主持。由于太平军主力均先后出征，天京防守力量有所削弱。但太平军在城东北的紫金山到龙脖子，已修筑深壕重堑，并力据守；城南又有设在雨花台和报恩寺的坚固营垒。韦昌辉乃集中兵力防守东南城垛，“城上布满吠犬，壕沟内外钉满竹签，联系铜铃”。江南大营的清军每欲偷袭，一拔竹签则犬吠铃响，无隙可乘。1854年初，石达开回京主持防务，又得扬州、瓜洲撤回的数万将士，他改变专恃城防的战术，令部分将士移驻城外，“欲于太平门外及上方桥一带步步立营，意图包抄大营后路”。《向荣奏稿》，见丛刊《太平天国》（七），247、258页。他又派队出城，与清军反复展开对七桥瓮、高桥门等地的争夺。双方损兵折将，却均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1854年9月7日，清朝的江宁将军苏布通阿中火弹负伤，不久殒命。9月10日，太平天国的国宗提督石祥祯在与清军将领张国梁（即张嘉祥）交手时，已将其生擒过马来，但未料到张国梁抽出身佩利刀猛刺其足胫，石祥祯反被暗算身亡。石祥祯绰号“铁公鸡”，为太平军著名猛将。他虽被刺身亡，但其生擒叛徒张嘉祥的事迹在当时即已流传。曾一度在向荣大营逗留的张集馨甚至还亲自向咸丰帝讲述过。据《向荣奏稿》，见丛刊《太平天国》（七），335页；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1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江南大营既已无力从陆路攻击天京，向荣即向清廷建议派广东红单船从水路进入长江，在天京上游扼要停泊，断长江南北的连通以及天京的运粮之路。1854年7月，广东红单船50艘驶至天京附近江面，切断天京上游水路运输线。太平军两次遣水营往攻，都被红单船击退。天京粮食供应得不到补给，继下食粥之令后，又于9月下旬令妇女出城获稻，乘机遣散妇女三四万人。太平军渗入浦口沿江洲地，威胁红单船的补给线，又从上游调集数千战船，终于迫使红单船从天京上游退走，恢复了天京江路的畅通。太平天国自此加强了对下关江面的截江防卫，“于夹江、九洑洲之间，用粮船排列；复于下关南北两岸，用铁链中贯巨木，横截江面；并有炮船十七只，每船安桨数十把，炮位甚多，时于两岸游弋。”《向荣奏稿》，见丛刊《太平天国》（七），358页。与此同时，陆路又加强了在江南大营外线的活动。驻守太平府（当涂）、芜湖等沿江城市的太平军向东进窥黄池、高淳、东坝一线。驻守天京的太平军则南出向秣陵关一带出击。本是江南大营后方的皖南成了太平天国首都的补给基地。向荣被迫派出邓绍良在太平、高淳一带游击。他在奏报中分析太平天国的战略意图是：

　　该逆……恃其水陆可通，火药米粮可以源源接济，因以固守，老我之师，匮我之饷。而彼转得分其凶党，四出攻扰，陷一城即守一城，陷一镇复守一镇。使我兵力处处为其牵缀，而该首逆得安坐雄城。故贼之力常有余，而我之兵转不足。《向荣奏稿》，见丛刊《太平天国》（七），350页。

　　湘军进逼九江后，石达开受命前往主持西征全局。太平军在天京及其周边地区维持守势。江南大营的清军“诱之不战，袭之不破”。向荣只得再度提出“先靖江面，力争上游”的方案，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断贼援而制其命”。《向荣奏稿》，见丛刊《太平天国》（八），405页。在清廷的严令下，温州镇总兵吴全美所督带的红单船水师于1855年3月再度上犯，但未能突破太平军的拦江铁链。4月下旬，因春汛已到，江涨日宽，截江铁链、浮桥等失去作用，清军水师得以突破太平军截江防线。5月，再破三山营防线。太平天国急令罗大纲等率军由上游驰援。7月中旬，清军水陆攻陷太平，冲破梁山防线。水师驻泊弋矶，陆师由黄池逼近芜湖。8月1日，清军再次攻占芜湖。太平军各部队由两岸向芜湖附近集结，力图收复芜湖。但清军在芜湖“军威甚振”，太平天国地官又副丞相刘承芳、冬官正丞相罗大纲等先后中炮身亡。涤浮道人：《金陵续记》，见丛刊《太平天国》（四），641页。11月，太平天国弃守庐州。即将由皖北撤出的部队用于芜湖战场，清军守住了芜湖的孤立据点。但太平天国仍控制着天京至芜湖之间的江路，又在和州和东、西梁山开辟新的水上粮道，转运皖北粮食，保障了天京的粮食接济。

　　二、镇江解围战与攻破江北大营

　　1855年（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咸丰五年）冬，镇江与瓜洲的形势又开始严峻起来。

　　早在1855年春，清廷在镇压了上海小刀会起义后，即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驰往钦差大臣向荣军营，帮办军务”。《清文宗实录》卷一五六，咸丰五年正月戊寅。他率在上海的3000余名兵勇于3月开赴镇江，与原就在镇江前线的江南大营余万清部会合，清军声势大振。4月，吉尔杭阿更取代余万清直接指挥镇江军事。镇江太平军守军在吴如孝指挥下，沉着应战，多次击退清军的进攻。同年秋，清军逼近太平军防线，加强封锁，并武装监督农民抢割城外水稻。吴如孝乃通过江北瓜洲据点获取粮食，维持了部分接济。11月间，天京方面几次派出援军，但均被向荣堵回。吉尔杭阿更收缩了对镇江的包围圈，并派兵分扎东阳、高资，与江南大营声势联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