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本月初五日据蔡寿祺奏，恭亲王办事徇情、贪墨、骄盈、揽权，多招物议，似此劣情，何以能办公事!查办虽无实据，事出有因，究属暧昧，难以悬揣!恭亲王议政之初，尚属勤慎，迨后妄自尊大，诸多狂傲，倚仗爵高权重，目无君上，视朕冲龄，诸多挟制，往往暗使离间，不可细问，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若不及早宣示，朕亲政之时何以用人行政。凡此重大情形，姑免深究，正是朕宽大之恩。恭亲王著毋庸在军机处议政，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以示朕曲为保全之至意。至军机处政务殷烦，著责成该大臣等共矢公忠，尽心筹办。其总理通商事务衙门各事，宜责令文祥等和衷共济，妥协办理。以后召见、引见等项，著派醇郡王、钟郡王、郛郡王四人轮流带领。特谕。陈义杰：《翁同龢日记》，同治四年三月初八日，北京，中华书局，1989—1998。

　　对于这一事件，论者多分析其系慈禧太后有意所为，言之不无道理，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不过，是否慈禧太后有意所为是次要的，问题的关键是慈禧太后是否趁此机会直接而沉重地打击了奕？奕的权力是否因此而受到了削弱？

　　惩罚奕的上谕发布之后，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亲贵大臣们都为奕抗争。惇亲王奕在上谕发布的第二天首先上疏，说：奕“自议政以来，办理事务未闻有昭著劣迹，惟召对时语言词气之间，诸多不检，究非臣民所共见共闻。而被参各款，查办又无实据，若遽行罢斥，窃恐传闻中外，议论纷然，于用人行政，似有关系，殊非浅鲜。”参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251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要求由王公、大臣集议决定。慈禧太后不得不召集王公、大臣朝议，结果莫衷一是。接着，醇郡王奕、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也上疏力争，不同意罢免奕。慈禧太后又举行第二次朝议，结果赞成者少，反对者多，几乎众口一词要求收回成命。于是，慈禧太后见风使舵，发下谕旨恢复奕内廷大臣、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

　　经这番风波，奕虽仍为首席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但失去了议政王地位，威风大减，神气沮丧。在慈禧太后召见并面加训诫时，奕“伏地痛哭，无以自容”，“深自引咎，颇知愧悔”，表现出完全屈服的姿态。从此，奕遇事唯唯诺诺，再不敢坚持己见，诸大事听凭两宫裁决。由此，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地位得以确立，清代的政治体制又随之一变，通过祺祥政变建立起来的垂帘、议政联合体制宣告瓦解，逐步走向清代以来所独有的、极端的太后个人专权。

　　奕经上述打击，地位虽有所降低，魄力虽有所减少，但实际权力并没有削弱，而且显示了他的势力，以至于迫使慈禧太后改变成命。这意味着奕职位的保持并非出自慈禧太后本意，他对慈禧太后个人专制的实行仍有妨碍，仍是慈禧太后需要伺机打掉的对象。

　　1881年（光绪七年）慈安太后死去，使慈禧太后遇到了巩固自己独揽朝政地位的机会，两宫垂帘自然变成了慈禧太后一宫垂帘，地位更尊，行事更便。接着，慈禧太后利用奕与奕争权的矛盾，与奕联合，借清流派参劾奕等军机大臣之机，于1884年4月8日（光绪十年三月十三日）发动“甲申朝变”，下诏罢免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等5人的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的职务，命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与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左侍郎孙毓汶为军机大臣。次日又下诏：“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商办”；12日，再“命奕劻管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事务”。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总1675、1677、16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由此，慈禧太后彻底打掉了奕的势力，严密控制了军机处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终于完全实现了独揽朝纲的欲望。

　　作为一个封建皇朝，由君主个人专权并不奇怪。慈禧太后专权体制的确立，只不过是清代独断朝纲的权力，从皇帝之手转移到了太后之手，关键的问题是慈禧太后的个人素质如何。曾国藩曾在1869年（同治八年）接受慈禧太后召见后评论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八年五月二十八日。李鸿章也评论说：“深宫忧劳于上，将帅效命于外，而一二臣主持于中，有请必行，不关吏议”，李鸿章：《复出使德俄和奥国大臣洪文卿》，见《李文忠公尺牍》第11册，1页。即军国大事主要依靠少数能干的疆吏和朝臣。有的论者认为，打击奕势力的过程说明慈禧太后对国家的大政方针虽无卓见，但在人事关系上却颇能操纵自如，其政治手腕刚柔相济，阴谋诡计层出不穷，且在执政过程中历练愈久，运用得愈加娴熟，可与历代帝王一比高低。在遭受太平天国等人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之后，清王朝能以克服重重危机，苟延数十年之久，恐怕与此不无关系。参见龙盛运主编《清代全史》?7卷，331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也有论者认为，打击奕这一事件，表现出慈禧太后只是一个喜耍小权术的险诐泼赖，但无正经才能的深宫女人；她利用太后地位故作势态所耍弄的一场狡狯的恶作剧，求助于一些无权无勇又无能的伴食大臣来为她张目助威，处处表现出她的种种虚弱。参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1卷，25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尽管古人和今人对慈禧太后素质的评论各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基本相同的，即慈禧太后没有多少治国能力，而以玩弄权术、施展淫威为能事。国家大权集中于这样一个人的手中，无疑会对这一段历史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乃至造成重大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