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1870年（同治九年）接任直隶总督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曾国藩所制定的练军制度。他既把曾国藩所制定的练军章程加以完善和确定，又把练军的武器装备提高到与淮军一样，全用洋枪炮，还把直隶练军的规模扩大为32个营、16 190人，年耗军饷约120万两，并改由淮军将官训练和指挥，使直隶练军改变成为淮军的附庸，也使李鸿章的军权进一步扩大。其他各省督抚也参照这种方式，先后办起了练军，但其效果大不如直隶。如就武器装备而言，到19世纪70—80年代，各勇营已经普遍使用洋枪炮，而绿营却仍然用“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13页。像山西省抽练的绿营练军，直到1883年（光绪九年）时，还“向用土枪，于外洋军火，素未讲习”。奎斌：《采买洋军火脚价等银立案片》，见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三），532页。又如湖北，“通省绿营，向皆沿用土枪，既觉迟钝，亦难及远，不足以备缓急”。直到1893年（光绪十九年）时，才由张之洞“饬令一律操演前膛洋枪，其实缺、候补各将弁，并于每营酌挑兵勇练习后膛洋枪，甫经陆续发给操练”。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三十三，27页，北平，文华斋，1928。对于全国练军的状况，张之洞曾有这样的评论：自直隶创立绿营练兵，“各省仿而行之，然而饷项虽加，习气未改，亲族相承，视同世业。每营人数较多，更易挟制滋事。……将弁不能约束，遑论教练。至于调派出征，则闻风推诿。其不能当大敌、御外侮，固不待言，即土匪、盐枭亦且不能剿捕。惟直隶练军皆系勇营规模，其中多有外省勇丁，固尚可用。此外，各省积弊，大率相同。”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三，26页。

　　湘军、淮军等勇营的继续存在和练军的出现及其勇营化，不仅使督、抚自镇压太平天国以来所拥有的军权有增无减，而且使之成为洋务新政在军事方面的主要推行者。由督、抚统领的勇营，所以较之绿营有较强的战斗力，除了制度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它较早、较多地使用了洋枪洋炮。1865年以后，督、抚不仅在其原有的勇营中继续提高使用洋枪洋炮的水平，并扩大到已归他们控制的绿营练军之中。既然要推广和增进洋枪洋炮的使用，就必然要提倡制造或购买洋枪洋炮及弹药装备，就必然要建设和推广军用工业。督抚统领勇营和练军的规模大小和时间早晚，也基本上使他们在洋务新政中有着不同的表现。

　　在人事方面，督、抚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时获得的任免、奖惩地方各级军政官员的权力在战后继续保留下来。在战前，督、抚虽是数省或一省的军政最高长官，包括藩、臬两司在内的省内各级官员都是属员，但是地方的军队由提督、总兵直接主管，地方的财政、人事、司法则分别由藩、臬两司主管，他们分别为武职一、二品，文职二、三品大员，与督、抚既同为开列缺，由皇帝任免奖惩，又同有专折和密折奏事之权。道、府、县三级官员的任免，也有一套由吏部掌握的制度，督、抚只能依照制度行事。如其中的道员，全国共有93缺，请旨缺就占有65个，由军机处在记名道员中开单请旨任用，督、抚根本无法插手其任命。其他官员虽分归吏部和督抚，但既为各种规定所限制，又须奏报皇帝批准。

　　在战时，地方文武各级官员的管辖权几乎都归督、抚所把持。对武职官员，督、抚自募勇营，无钦定之制度规定，各级官员的任免就由其把持。文职官员的任免虽要复杂一点，还要按原定制度办理，但也时常被督、抚以战争为由而突破，唯他们所推荐之人是选。至于人数较多、职务较重的税务、后勤、营务等非国家常设官员，因任免、奖惩无章可循，更由督、抚自行选任。朝廷面对督抚权力的膨胀，在战时的情况下也无可奈何，不得不放权给督抚，只是希望他们认真对待。如1867年（同治六年）任直隶总督的刘长佑曾说：“外省之兵时多时少，外省之饷或省或费，朝廷固有不能尽悉者，亦惟予以便宜，责成各督抚，揆时度势，量力为之。”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同治六年正月二十日。

　　战后，督、抚的这种任免和保荐地方各级文武官员的权力继续得到保留。关于武职官员，既然勇营制度继续存在，并被推行到练军之中，那么任免各级官员的权力自然仍操之于督、抚之手。正如樊百川所言：直隶练军，“依照湘、淮营制，由总督大帅拣统领，统领拣营官，依次及于兵丁”。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第2卷，884页。有关文职官员的任用，各督、抚仍有很大的推荐力量。特别是曾国藩和李鸿章，不但对一般文职官员有很大的推荐力，就是对总督、巡抚也有较大的推荐力，他们的原有下属官员中所以有不少人当上了总督和巡抚，与他们的推荐有着重要的关系。慈禧太后不仅对曾国藩、左宗棠等所奏之“一切规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清实录•穆宗实录》第1册，433页。并特命曾国藩推荐地方大吏人选，“凡有需材之任，无不以其一言为进退”。《答洪琴西孝廉书》，见吴廷栋《拙修集》第3卷，六安求我斋，同治十年。“外臣恩遇于节帅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黜陟，皆与赞画。”《复姚秋浦观察》，见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第3卷，光绪二十五年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