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格雷格约哈里一起吃午餐。哈里是一个退休的司法人员，他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州首席检察官办公室都有联系。当格雷格还在报社工作时，他经常和哈里谈论一些背景资料(也就是说，格雷格可以用哈里给他提供的一些信息，但是格雷格不引用他的话，即使是匿名的也没有过)。哈里已经六十多岁了，依然是那么正直。他曾经告诉格雷格，华尔街的大人物们光天化日敲诈，却能够逍遥抽身，他不能够找到任何证据，他想到这儿就气愤。所以，格雷格想，他应该会对罗娜给他的文件感兴趣。

　　格雷格和哈里在成衣区一家仄仄的饭店——路德维格的Ratzkeller 饭店见面。菜一上，格雷格就告诉哈里他约他的目的：“我很肯定，纽约一家著名公司的一个人在进行内部信息交易，我搞到了一份文件，我需要你帮我弄清它。但是，条件是：如果你以前的上司决定要调查这件事的话，你要给我独家报道权——当然是在这个人被指控之后了。”

　　“我们不和记者做交易，”他很小心地说。“但是也许我们可以发现一些东西——只要我们不会在你的故事中留下任何痕迹。”

　“这是可行的。”

　　“你有什么资料？”

　　“一个清洁工发现一个交易人在洗手间的储藏室里打手机。第二天，这个交易人就把这个清洁工解雇了。”

　　“那个清洁工记得那个交易人在手机上的对话吗？”

　　“不幸的是，他什么也不记得。”

　　“那么……”

　　“但我查了一些背景资料，发现关于这个交易人的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他高中刚毕业就帮助一个女人在巴拿马建了一家壳公司，这个女人想瞒着她的孩子把她的钱给他。他也曾经假造他母亲的笔迹在一份银行文件上签名。他曾试图通过股票副本来卖掉作为抵押的股票。所有这些都是在他达到法定饮酒年龄之前！”

　　“这可真是惊人啊。”

　　“这儿是关键，”格雷格说着，从口袋里掏出罗娜给他的那张条子。“这个人不小心把这张东西和他的开支收据混在了一起。这是一张条子，我想，很可能是从他在瑞士用来进行非法交易的一个朋友那儿来的。”

　　“我可以看一看吗？”

　　格雷格犹豫了一下。这张条子上有斯蒂德的名字，但是把他的名字给哈里看，也不会怎么样，所以格雷格把条子递了过去。“我懂得德语，”格雷格说，“但是我却不能翻译这句题词，我在德语字典里也找不到这些词，所以我想这可能是古德语或者是瑞士某个地区的方言。”

　　“这不是德语，是卢森堡语，”哈里说，研究着这张纸。“它的意思大概是‘忠诚，安全，利益’。”

　　“卢森堡语？”

　　“卢森堡的官方语言。我想，你现在很可能已经明白了一些东西。我猜想，这张条子是从卢森堡的一家银行的客户经理那里来的。”

　　“那不应该是一封打印的信吗？”

　　“美国国税局会认出通过信件的某些国家的支票，但是他们没有权力检查手写的信件，因此一些外国银行会用手写信件来进行通信。”

　　“为什么是卢森堡而不是瑞士？”

　　“从80年代中期起，我们就成功地通过对瑞士银行在美国的支行进行罚款，使得瑞士银行更加透明化了。我们不能再试探了，但是如果我们带着犯罪行为的可信证据，我们一般都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信息。现在，这些银行也对客户进行密切的监控。你仍然可以用一个瑞士账户进行逃税，但是如果他们发现你的交易账户上有可疑的利润的时候，银行的人就会开始问你问题，如果你不能够很好地回答，他们就会注销你的账户。卢森堡的银行，却恰恰相反，他们走的是另一个方向。当我们对瑞士银行进行整顿的时候，他们看到了机会，而且他们的银行在美国还没有很透明化，我们也不能给他们施加太大的压力。”

　　“你告诉我的这一切都和我对这个人的猜测相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