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计只是“知胜”，还不是真正的胜利。真正的胜利，还要到战场上，“首先是投入战斗，然后才见分晓”。这是拿破仑的名言。
从知胜到制胜，一个好的计划，要想得以实现，一切取决于人。第一是自己人，各级官兵，要贯彻意图，执行计划。贯彻执行不力，等于白搭。第二是敌人，敌人是否中计，是否上当，是否就范，牵着鼻子，乖乖跟你走。这点更重要。剃头挑子一头热，敌人不配合，也是白搭。己方也好，敌方也好，都是“接受美学”。
下面一段话，有两个“听”字，就是讲接受。但这段话，主语是谁，两个“听”字上面的“将”字怎么解释，历来有争论。一种解释是，这段话是孙子对吴王讲的话，他说，如果你肯接受我的计，我就留下来；不肯接受我的计，我就走人。“将”是虚词，表示假想中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是这样，就是要挟的口吻。一种解释是，这段话是国君对将帅或主将对裨将说的话，就是说，如果将帅或裨将肯执行我的计，我就留用他；不肯执行我的计，我就撤掉他，“将”可以是实词，指将帅或裨将。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是说敌人是否中计，中就留下来，与敌周旋；不中，就赶紧撤离。三种解释，无论哪一种，都是指计的接受和实现。中间一种，可能较大。上面我们说，庙算之后，要有拜将授命，这个环节，就是体现“听”。
这段话很重要。因为定计和用计怎么转换，这是中介。纸上谈兵的东西和实际操作的东西，前后如何衔接，光有“利”不行，还要有“听”。上面说过，计的实现，不光取决于自己这一边的接受，还要有敌人的接受。“利”只是计算上的优势，光有计算的优势，还不一定有真正的胜利。比如美国，有这弹那弹（过去的弹，不是人工智能的弹，是笨弹，现在才有聪明弹）。大家都知道，这些武器很厉害。但它要发动战争，首先要有民意的支持，想打也能打。其次，战后的美国，因为炸德国、炸广岛，特别迷信大规模报复和核武威慑，但光是吓唬，没有灵活反应，还是不灵光。战争是活人和活人的较量，不光是斗力，还是意志的较量，智慧的较量，变数最多。如果对方不怕死，特别顽固，就是不投降，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应付，战争还是无法避免。现代大国，厉害不厉害？它就连摧毁地球的能力都有，但还是不能光靠计算。你不能天真地设想，各国用电脑计算完，打个电话，通知对方，你不是对手，问题就解决了。克劳塞维茨说，不要以为，战争是计算的游戏，只要摆摆数字就能解决问题。自古以来，很多战争，实力悬殊，仍有一拼。对方是人，“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光是这口气，就不能小视。当然，也有人相信，只要打下去，实力可以屈服意志。但即使如此，意志也还是不容忽略。心服口服，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1．3】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计利以听”，是总结上文。承上而言，它的意思是，不但有计算上的优势，而且被执行者接受。这是个条件句。下面两句是说，在这个前提下，才制造“势”，用来帮助我们在国外的作战。“外”是对“内”而言，“内”是国内，“外”是国外。庙算在国内，作战在国外。古人说，“计必先定于内，然后兵出乎境”（《管子•七法》）。军队一旦越过边境，投入实际战斗，不能光靠计算的优势，还要靠“势”。“势”是什么？后面的《势》篇有专门讨论，这里只能简单说一下。在《孙子》一书中，“形”、“势”的概念很重要。这两个字，连在一起讲，含义比较模糊，可指任何军事上的态势。态势是由兵力的分配和部署而造成。但《孙子》把它分为两个概念。形是静态的，势是动态的。形是可见的，势是不可见的。不可见，也就是“无形”。它们的关系，用拳术打比方，就是套路和散打。下棋，按行棋路线，有些地方，你可以去，但对方设局，形格势禁，去了就是死。这种形格势禁，也是“势”。你看见的是形，看不见的是势。定计是靠形，用计是靠势。
关于“势”，后面还要讲。这里只有一句话，“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利”就是上面讲的“计利”，就是计算的优势。“权”本来是秤砣，古人说“权衡”，“权”是秤砣，“衡”是秤杆，用作动词，就是掂量轻重。“权”指权变，就是从加权平衡、调解力量分配一类含义发展而来。它的意思是发挥优势，制造机变。势的变化，都是因应敌情，随时随地调节，没有固定内容，这是它与形不同的地方。
然后，作者说了一句话，“兵者，诡道也”。这是很关键的一句话。“诡道”不仅是“势”的特点，也是“兵”的特点。兵不厌诈，是典型的中国智慧。但诡诈并不是中国的专利。克劳塞维茨讲战争，他也承认，战略一词，从语源上讲，本来就与诡诈有关。
西方的军事传统，比我们有贵族气，但战争不是贵族决斗，扔白手套，鲁迅说的费恶泼赖（fair play）。现在，美、英等国的政治家说，恐怖分子是胆小鬼，不敢用堂堂之阵、正正之旗跟他们决斗。开玩笑。恐怖分子粉身碎骨当肉弹，怎么还胆小？李敖说，大卫胜哥利亚，就是使用暗器（投石器）。
其实，兵法的产生，和兵不厌诈直接有关。弱者不择手段，用糙招，这是战术，不是道德。兵法是什么？是项羽想学的“万人敌”（《史记•项羽本纪》）。“万人敌”，不是决斗，不是打群架，而是政治集团间的殊死搏斗。这种艺术，它的产生，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贵族传统：什么招儿都能使，什么道德都管不了。
中国的贵族传统，崩溃特别早，基本上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兵法，就是产生于这一时代。比如《左传》，它有一条凡例，叫“皆陈曰战”，即只有双方都摆好阵势，这样的战斗才叫“战”。如果敌人没有摆好阵势，只能叫“败某师”，不配叫“战”。“战”都是双方摆好阵势，不用“权谲变诈”，“坚而有备，各得其所，成败决于志力”（《左传》庄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及其注疏）。这就是贵族式的战法。
贵族战法，宋襄公是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贵族。宋、楚在泓水上打仗，楚军人多，宋军人少，司马子鱼劝他，何不趁楚军半渡未陈，发动突然袭击，他不听。半渡，他不让打；没摆好阵势，他不让打；非等楚军上岸摆好阵势再打，干等着挨揍。结果是，他的大腿让对方砍了，伤重不治，身死兵败，为天下笑。当初，他不听司马子鱼劝，理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碍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这些道理，其实是贵族的老礼儿，比如《司马法•仁本》，里面有“古者司马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它讲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其实就是“不鼓不成列”；“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其实就是“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比较文学家称之为“中国的唐吉诃德”，毛泽东称之为“蠢猪式的仁义道德”。
宋襄公和司马子鱼的争论，是时代性的争论。《荀子•议兵》篇，记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辩论，还是争这一问题。荀子最推崇，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比它差一点，是春秋时代，由齐桓、晋文代表的霸者之兵；最差，是战国的“盗兵”，即临武君推崇的“攻夺变诈之兵”，如齐国的“技击”、魏国的“武卒”、秦国的“锐士”。但荀子反对的东西，正是当时的潮流，也是后世兵法的正宗。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