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津贴和荣誉接踵而至。比如，1959年，他荣获由美国化学工程师协会颁发的最佳学生论文奖。“作为一名学生，”格鲁夫后来回忆道，“那是我赢得的第一样东西。”他是一个工作狂，一般来说，每个学期拿16学分是正常的，课程都很具有挑战性——物理、化学、微积分。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想讨价还价把课程量减下来，安迪却想把他的加上去。这是他大学一年级的课程指导教师莫里斯R26;卡罗尼教授最难忘的：“为了使你的学业能顺利进行，你表现得非常热切，也许是焦急。你带着关于学分制的疑问三番五次地来，要求拿到一个没听说过的学分总数——21分？”“每一分钟我都用来学习。”格鲁夫回忆道。他不断地“靠花五美分在地铁站的机器里买一纸杯可口可乐来奖励我自己。但是我尽力不要这样做得太频繁，因为那五美分我就不能留给父母了。”

　　除了几门可以理解的课程之外，如“作文”、“口头表达”和“辩术”，格鲁夫每门课程都名列前茅。在他所在的工程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大学毕业。

　　安迪在纽约市立学院取得的进步是一个成功的开始。他与教员们的友谊保持了很多年。他经常得到这个机构颁发的荣誉，在他的慈善事业中他也谨记这一点。1998年，他说：“我在市立大学学到了美国很多优秀的东西。”对他来说，那是“美国体验的精华”。

　　2005年，格鲁夫将2600万美金捐献给了纽约市立学院工程学院，这是该学院收到过的最大的一笔捐款。回忆起他在那里的初次体验，他说：“我找到招生办公室，有人请我坐下，我给他们讲了我自己的情况。当时我在想，这次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他们谦恭有礼地接受了我，没有任何非叫我领情的意思。他们对我彬彬有礼，这让我感到很吃惊。这是一所对于美国的工作方式至关重要的学院，美国应该以它为荣。我为它感到骄傲。”应纽约市立学院董事长格里高利R26;H. 威廉斯的要求——但这决不是捐献的前提条件——这个学院被更名为安德鲁R26;S. 格鲁夫工程学院。

　　在他辉煌的大学时代，有几件事情格鲁夫并不喜欢。一个就是纽约市，他向卡罗尼描述纽约市的时候，他说这座城市“寒冷、潮湿和丑陋”。这次交流发生在他特别痛苦的一天。他将这座城市与布达佩斯相比，而布达佩斯是他最近才急切地逃离的地方，“那里山水相连，阳光明媚，风决不会把雨点拍打到你的脸上。”当然，这样的描述有失偏颇，不过那天好像就是这样。卡罗尼建议他看看加利福尼亚怎么样。

　　另一个烦恼是安迪的名字。戴尔R26;卡耐基在他的经典著作《人性的弱点》中说，对一个人来说没有比他自己名字的声音更重要的了。当安迪的教授们在每堂课前点名的时候，他几乎听不出他自己的名字。“在匈牙利语中，Gróf的发音是一个长的‘o’音；而在这里，每个人读我的名字就像我的名字写作‘Gruff’。”他告诉赖恩克和路易斯他喜欢叫安迪，但“讨厌叫Gruff”。他们让他改名。

　　安迪开始试验新的名字。他决定用Grove，事实上，这是“Gróf根据匈牙利语翻过来的一个不错的译名”。在给父母的另一封信中，他在结尾处写道：“你们的儿子安迪，我的姓氏将很快变成Grove。”他还采用“史蒂芬”作为中间名，这是他匈牙利中间名字伊斯特万的英译。

　　这是安迪第三次改变他的名字。在匈牙利的时候，他已经把Gróf变成了Malesevics，然后又变回到了Gróf。在美国，他最终采用了Grove。施密特教授本来更乐意安迪“紧紧握住我自己的身份，不屈服于任何美国化的压力”。这很显然是一个施密特本人遵从的建议。他叫阿洛伊斯R26;施密特，而不是阿尔R26;史密斯。但是作出这样的改变没有给安迪带来一丝困扰。美国人读他名字时的发音让他很苦恼。这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并且，就像一个好的工程师，他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居然这么容易，他都感到惊讶。他不用填写任何表格。他只是简单地开始称呼自己为安德鲁R26;S. 格鲁夫。纽约市立学院的官僚气不比别的地方少，但他们给了安迪意想不到的方便。他们只是在他的抄本上将“Gróf”划掉，并在上面写上了“Grove”。他们甚至连打字机也没有用，而是用手写的。在安迪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时候新名字被正式确定下来。“移民是一种转化的经历。”将近40年后格鲁夫总结道。这只是这种转化的一个方面。

　　1962年，安迪R26;格鲁夫在变为美国人的过程中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插曲。那年安迪成功地将自己的父母救出了匈牙利。当时冷战正处于白热化状态，“铁幕”还很牢固，只有一件事例外。如果你慢慢上了年纪，眼看就要退休了，这就意味着一笔退休金，那么东欧政府对你离开愿意接受。他们乐意留下那些年轻的、有生产潜力的、能为经济作出贡献的人。在他们各自的国家里，年岁渐长的退休人员需要领取养老金，那么如果能够找到一条把这种花销转移到西方的途径，他们就会欣然同意老人出国。1962年，乔治57岁，玛丽亚55岁——不算老，按照今天的标准当然是不老了，不过在当时他们已经到了被政府甩掉的年龄了。1962年，乔治和玛丽亚离开了匈牙利。他们第一站到达巴黎，最后他们终于到达硅谷，并在那里度过了晚年。

　　1962年2月在巴黎的时候，安迪的父亲就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国际版写了一封掷地有声的信，该报在欧州的美国人当中读者众多。这封信公开谴责了苏联的反犹主义行径，并提到了他自己的痛苦经历，他驳斥了苏联所说的以色列是苏联反犹活动的根源，正好相反，这种做法是“俄国共产主义者们继续推行他们沙俄前辈们反犹主义行径的方式。”

　　这封信的语言铿锵有力，肯定是经过重大修改或者甚至有可能是由一位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从匈牙利语翻译过来的。安迪的父亲从来没有完全适应美国的生活，一个原因是他几乎没有什么语言天赋。他的英语在他去世的时候仍是稀里糊涂的，他在离巴乔尔马什很远的帕洛阿图一定过着很封闭的生活。

　　这封信最有趣的部分是最后的落款。写信者将自己的身份定为“G. 格鲁夫”。换句话说，安迪的父亲在得知他的儿子已经把名字英语化之后，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当时他还没有到达美国。

　　我们看到，在这一件小小的轶事中，一个长达数世纪的传统得到了体现。只是角色发生了颠倒。年轻的一辈带领老一辈，而不是相反。从安迪离开匈牙利那天起，他就成了父母的监护人。这种关系在这个新世界中构成了挑战的一部分。

　　1957年，在他到达美国后的第一个夏天，安迪需要找一份工作，新罕布什尔一家叫做枫树林的旅游酒店招聘餐馆工。他看了招聘广告之后作了回应，于是就找到了这份工作。面试他的人令人感到很不愉快，而安迪觉得自己非常急于坐火车回去。这是他第一次离开家，离开那个不是他家的家——是指路易斯和赖恩克的公寓。除了基尔默营地外，他第一次走出纽约市，这也是他第一次接触这个国家新的一面，度假的美国人。

　　20世纪50年代末，一系列旅游酒店风靡全国，从纽约州的卡次启尔、阿迪朗达克山脉，穿过马萨诸塞州的伯克郡，直到阿巴拉契亚山脉，再到佛蒙特州的格林山脉和新罕布什尔州的怀特山脉，最后到缅因州的海岸线，到处是旅游酒店。卡次启尔的酒店，比如格瑞斯吉尔酒店、库切尔酒店和布朗酒店，以“罗宋汤带”而闻名遐迩，因为从东欧来的犹太家庭新贵经常光顾这些酒店，他们的父辈及祖父辈曾用罗宋汤招待客人，这是一种与农民有关的汤。做丈夫的常常会带家人到旅游酒店休闲几周，或游泳或晒太阳，然后在工作日乘车返回纽约市经营他们的生意，以便偿付下次的休闲开销。

　　这种通勤往返在枫树林也许不是那么普遍，因为它距离纽约市几乎有整整一天的火车行程，而这里的风景可能没有多大的不同。这里需要一批年轻人来为这些季节性的观光客提供服务。1957年安迪加入了服务人员的行列。虽然起初他只懂一点点，但是他像以往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那样，很快就适应了。他6月10号左右到达，之后很快和一个叫奥德丽的女孩开始断断续续地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