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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瘙塀apratibhso‖DīghaNikya是用巴利文写成的，而Mahvastu则正如上面说过的，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但是上面举出的这一段散文，却是这样相似。只要加以分析比较，立刻就可以看出两者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参阅汉译文《长阿含经》，1，37。
上面举的两个例子是从不同的佛典里选出来的。在同一部佛典不同语言的各种本子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现象。我也举一个例子。
在巴利文Dhammapada(《法句经》)里，有许多偈颂可以在驴唇体《法句经》法国梵文学者Senart校订出版，见J.A.，新集卷XII.，1898，第193～308页。的残卷里找到。
Dhammapada，27:
mpamdamanuyujethamkmaratisanthavam•｜
appamattohijhyantopappotivipulam•sukham•
驴唇体残卷A12（p.201)：
apramadipramodi’amagamiradis-abhamu｜
apramatohijayaduvis＇es•aadhikachadi｜
把两首诗拿来一比，就可以发现，两者基本上是一首诗，但是字句又不完全一样。两者的关系同上面举的那几个例子是一样的。
这样的例子在佛经里面真是俯拾即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从印度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早于所谓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因此，巴利文的本子很可能就是原本，而混合梵文的本子以及其他俗语的本子是从巴利文里抄来的。佛教梵文更是比较晚的，在解释上，不致发生困难。第二，混合梵文的本子、其他俗语的本子，以及梵文本子，都不是从巴利文抄来的，它们(包括巴利文)都来自同源，都是从一个地方抄来的。在抄的时候，巴利文本子“巴利化”，混合梵文本子“梵文化”，俗语的本子“俗语化”；从同一个来源出发，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抛开别的现象不谈，专从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的确是最老的，它有资格做其他本子的父亲；因此，第一个解释就对了。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以仔细的分析，把其他现象也考虑进来，就会觉得，第一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在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里面，间或有一些语法形式与巴利文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不能用后来的演变来解释。这就说明，它们不是从巴利文里面借来的，而是从其他一种可能更古的语言里演变出来的，例如Suttanipta431的an•umattena是具格单数，在Lalitavistara里与它相当的字是anumtram•是业格单数，在Mahvastu里是anumtraih•，是具格复数。在这里，巴利文显然不会是共同的来源。根据吕德斯的意见，这三个字都是从一个最古的本子转译过来，而且是转译错了的。原文大概是anumattehi，字尾e在这里是体格单数，这种语法现象为后来的译者所不解，因而发生了错误。《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bachtungenüberdieSp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s），柏林《德国科学院专刋•语言文学和艺术学类》，1952，第10种，第19页。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上。把巴利文的DīghaNikya拿来同Mahvastu仔细比较，或者把巴利文的《法句经》同驴唇体残卷拿来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基本上一致之中，终究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说明巴利文不会是来源。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更古的来源。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二个解释是正确的，必须假定，在过去确实有过一个原始佛典。其他比较晚出的佛典，不管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用其他印度中世俗语写成的，用混合梵文写成的，还是用梵文写成的，都来自同一部原始佛典。只有这样，上面提到的那种现象才能解释得通。
这一部原始佛典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揣情度理，它应该是一种东部方言。因为佛陀自己是生在印度东部，他一生游行说教也是在印度东部，他的许多大弟子也都是生在这一带。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书面的记录；但是他们宣传教义必须用一种语言做为工具，而这一种语言又必须是他们自己掌握的同时又是当地老百姓所能够了解的。合乎这个条件的只有当时东部的方言。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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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举的两个例子是从不同的佛典里选出来的。在同一部佛典不同语言的各种本子中，也可以找到这种现象。我也举一个例子。
在巴利文Dhammapada(《法句经》)里，有许多偈颂可以在驴唇体《法句经》法国梵文学者Senart校订出版，见J.A.，新集卷XII.，1898，第193～308页。的残卷里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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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例子在佛经里面真是俯拾即是。为什么有这样的现象呢?可能有两个解释：第一，从印度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早于所谓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因此，巴利文的本子很可能就是原本，而混合梵文的本子以及其他俗语的本子是从巴利文里抄来的。佛教梵文更是比较晚的，在解释上，不致发生困难。第二，混合梵文的本子、其他俗语的本子，以及梵文本子，都不是从巴利文抄来的，它们(包括巴利文)都来自同源，都是从一个地方抄来的。在抄的时候，巴利文本子“巴利化”，混合梵文本子“梵文化”，俗语的本子“俗语化”；从同一个来源出发，各自向着不同的方向演化，结果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究竟哪一个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抛开别的现象不谈，专从语言的发展上来看，巴利文的确是最老的，它有资格做其他本子的父亲；因此，第一个解释就对了。但是，如果再进一步加以仔细的分析，把其他现象也考虑进来，就会觉得，第一个解释是说不通的。在混合梵文和其他俗语里面，间或有一些语法形式与巴利文相冲突，而这种冲突又不能用后来的演变来解释。这就说明，它们不是从巴利文里面借来的，而是从其他一种可能更古的语言里演变出来的，例如Suttanipta431的an•umattena是具格单数，在Lalitavistara里与它相当的字是anumtram•是业格单数，在Mahvastu里是anumtraih•，是具格复数。在这里，巴利文显然不会是共同的来源。根据吕德斯的意见，这三个字都是从一个最古的本子转译过来，而且是转译错了的。原文大概是anumattehi，字尾e在这里是体格单数，这种语法现象为后来的译者所不解，因而发生了错误。《原始佛典语言的观察》（BeobachtungenüberdieSprachedesBuddhistischenUrkanons），柏林《德国科学院专刋•语言文学和艺术学类》，1952，第10种，第19页。
同样的情况也表现在第二个例子和第三个例子上。把巴利文的DīghaNikya拿来同Mahvastu仔细比较，或者把巴利文的《法句经》同驴唇体残卷拿来仔细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在基本上一致之中，终究还有不一致的地方。这也说明巴利文不会是来源。两者有一个共同的更古的来源。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二个解释是正确的，必须假定，在过去确实有过一个原始佛典。其他比较晚出的佛典，不管是用巴利文写成的，用其他印度中世俗语写成的，用混合梵文写成的，还是用梵文写成的，都来自同一部原始佛典。只有这样，上面提到的那种现象才能解释得通。
这一部原始佛典是用什么语言写成的呢?揣情度理，它应该是一种东部方言。因为佛陀自己是生在印度东部，他一生游行说教也是在印度东部，他的许多大弟子也都是生在这一带。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书面的记录；但是他们宣传教义必须用一种语言做为工具，而这一种语言又必须是他们自己掌握的同时又是当地老百姓所能够了解的。合乎这个条件的只有当时东部的方言。不这样，是无法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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