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 （9）
我在这里想举一个小例子。我们在许多佛经中常常看到意思完全相同、词句微有不同的四句话：
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1，17b)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卷三十六，24，389a)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身
(《四分律》卷三十八，22，844c)
我在上面只举了三部佛经，实际上数目比这个要多得多。为什么这四句话总是重复出现呢?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佛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对弟子印象深刻，因而传了下来。依此类推，佛常说的一些话就这样流传下来，形成了最初经典的核心或基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发展，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部汪洋浩瀚，在量上来讲并世无二的三藏宝典。
贝歇特提出了佛典形成层次说：第一个层次，在部派形成以前，地区性的僧伽有自己的传统；第二个层次，由于对律的解释不同而形成了部派，教义部派又在律部派内产生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hy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8.。这个理论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按照这个理论，决不能说最早的佛典是律部，因为有了僧伽，才能有律，这个道理不是一清二楚吗?
同贝歇特一样，Norman也是既有正确的看法，同时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在佛生前或死后不久，佛说法时的讲话已经根据听众的记忆收集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材料形成了一种或多种本子；此时，‘翻译’为其他方言的情况也出现了，也许是因为佛教正向不懂东部方言的印度一些地区传播，或者也因为，由于中世印度雅利安方言继续发展，古词必须去掉。”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5.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Norman又否认有什么“原始佛典”，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我所能够设想的原始佛典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样子。虽然有了一些佛典的雏形，但由于还不使用文字，所以仍然是口头流传。不但第一次结集是这个样子，佛灭度后约100年，公元前350年左右召开的第二次结集仍然是这个样子。这次结集是在吠舍离举行的，可见佛教已经传播开来。传播带来了新问题：原来使用的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经典，现在不行了，过时了，必须使用新的语言或方言。佛的语言政策也必须有某些修正或补充。此时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来越远，为了维护大法，越来越感到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比较系统的经典。阿育王以后，古代摩揭陀语和古代半摩揭陀语益趋式微。佛教在西部和南部兴盛起来，西部方言渐渐行时。连耆那教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经典也窜入了不少摩诃罗湿特罗语的成分参阅G.Roth的意见，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9.Alsdorf意见相同，同上书，第17页。。西部方言aurasenī也流行起来。
到此为止，依然是口头流传。那么佛典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定的呢?
阿育王已经使用了文字，有碑铭和柱铭为证。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佛典已在阿育王时期写定。锡兰上座部传说，巴利藏是在公元前89～前77年国王Vat•t•agama
�瘙塀īAbhaya时期写定的，这个传说一般认为是可靠的。估计在印度本土佛典写定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可能早到公元前2世纪末。还有一个说法：佛典的写定与梵文化差不多同时并举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80.，而梵文化又与梵文的复兴有联系。梵文复兴(SanskritRenaissance)与帝国的版图扩大有关。阿育王曾使用过当作行政语言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后来可能遇到了困难。他以后的皇帝还有宗教界人士想再挑选一个比较能在全国广大地区为人民所接受的语言，那就只有梵文。中国的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其用意也不外是想有利于对大帝国的统治。在印度梵文复兴的时代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疏》的作者波颠阇利就生在这个时期。《大疏》的出现表明梵文势力的抬头。梵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各部派、各地区原来口头流传的俗语的佛典，开始梵文化起来。
关于梵文化和通过梵文化而形成的语言，所谓“混合梵文”(HybridSanskrit)或佛教梵文，有几点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梵文化不是全盘搬用，而是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比如bhiks•u(比丘)这个字，它的单数属格按照古典梵文应该是bhiks•oh•；但是梵文化的结果却成了bhiks•usya，sya是以a收尾的名词或形容词单数属格的语尾；它的复数体格应该是bhiks•avah•，经过梵文化却成了bhiks•ū，巴利文是bhikkhū，古代半摩揭陀语同。又比如以r•收尾的名词单数间接格的语尾“化”成了are。第二，梵文化不是一蹴而就，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逐渐前进，越来越接近梵文，但最终也没完全梵文化。F.Bernhard说：“大家都知道，流传下来的佛教梵文经典在语言上从没有完全固定下来。”GabeseinenLokativaufesmi
�瘙堿imbuddhistischenSanskrit?NachrichtenderAkadenieder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inGttingen，I.Phil.hist.Kl.1964，Nr.4，S.208.Roth引用西藏佛教史家Buston的《佛教史》中的话，说大众部的语言是俗语，而这种俗语又是一种“过渡方言”(intermediatedialect)GustavRoth，Bhiks•
�瘙塀īVinaya，Patna1970，p.LV.。Buston的意思是否是指的向梵文过渡呢?据Roth的估计，梵文化过程可能是从公元前1世纪直至公元后1世纪Bhiks•u
�瘙塀IvinayaandBhiks•uPrakīr
�瘙塀akaandNotesonthelanguage，JournaloftheBiharResearchSociety52（1966），Patna，p.39.。第三，Roth把梵文化的语言称作“超地域性的”(superregional)，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超地域，而是仍有地域性的尾巴，比如有的有am•＞o，u的变化，这是印度西北部方言的特点；有的就没有。第四，F.Edgerton主张，混合梵文性质是统一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混合梵文并不统一。拿《妙法莲华经》来作例子，本子越古老，俗语成分就越多。这一部佛经的梵文化就可以分出许多层次，怎么能说是统一呢?第五，C.Regamy主张，有一些佛典从一开始就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RandbemerkungenzurSpracheundTextüberlieferungdesKra
�瘙塀d•avyūha，Asiatica，FestschriftFriedrichWeller，Leipzig1954，S.514～527.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的情况都与这种主张抵触。
我在上面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起按历史的顺序谈到佛典的写定和梵文化，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本题文字选自《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全文；第二部分节选自《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兼评美国梵文学者弗兰克林•爱哲顿的方法论》（原载《语言研究》，1958年，第1期）；第三部分节选自《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的第五章（原载《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
生死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1，17b)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受后有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卷三十六，24，389a)
我生已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不复受身
(《四分律》卷三十八，22，844c)
我在上面只举了三部佛经，实际上数目比这个要多得多。为什么这四句话总是重复出现呢?我觉得，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这是佛常常挂在嘴上的话，对弟子印象深刻，因而传了下来。依此类推，佛常说的一些话就这样流传下来，形成了最初经典的核心或基础。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扩大，发展，像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最终形成了一部汪洋浩瀚，在量上来讲并世无二的三藏宝典。
贝歇特提出了佛典形成层次说：第一个层次，在部派形成以前，地区性的僧伽有自己的传统；第二个层次，由于对律的解释不同而形成了部派，教义部派又在律部派内产生Bechert,NotesontheFormationofBuddhistSectsandtheOriginofMhyana,见GermanScholarsonIndia,Varanasi1973,p.8.。这个理论基本上是站得住脚的。按照这个理论，决不能说最早的佛典是律部，因为有了僧伽，才能有律，这个道理不是一清二楚吗?
同贝歇特一样，Norman也是既有正确的看法，同时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说：“在佛生前或死后不久，佛说法时的讲话已经根据听众的记忆收集了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材料形成了一种或多种本子；此时，‘翻译’为其他方言的情况也出现了，也许是因为佛教正向不懂东部方言的印度一些地区传播，或者也因为，由于中世印度雅利安方言继续发展，古词必须去掉。”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5.这个看法应该说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是Norman又否认有什么“原始佛典”，结果不能自圆其说。
我所能够设想的原始佛典的形成过程大体上就是上面说的这个样子。虽然有了一些佛典的雏形，但由于还不使用文字，所以仍然是口头流传。不但第一次结集是这个样子，佛灭度后约100年，公元前350年左右召开的第二次结集仍然是这个样子。这次结集是在吠舍离举行的，可见佛教已经传播开来。传播带来了新问题：原来使用的古代半摩揭陀语的经典，现在不行了，过时了，必须使用新的语言或方言。佛的语言政策也必须有某些修正或补充。此时离开佛教的原始中心越来越远，为了维护大法，越来越感到需要有某种形式的比较系统的经典。阿育王以后，古代摩揭陀语和古代半摩揭陀语益趋式微。佛教在西部和南部兴盛起来，西部方言渐渐行时。连耆那教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经典也窜入了不少摩诃罗湿特罗语的成分参阅G.Roth的意见，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79.Alsdorf意见相同，同上书，第17页。。西部方言aurasenī也流行起来。
到此为止，依然是口头流传。那么佛典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定的呢?
阿育王已经使用了文字，有碑铭和柱铭为证。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佛典已在阿育王时期写定。锡兰上座部传说，巴利藏是在公元前89～前77年国王Vat•t•agama
�瘙塀īAbhaya时期写定的，这个传说一般认为是可靠的。估计在印度本土佛典写定时间可能要早一些，可能早到公元前2世纪末。还有一个说法：佛典的写定与梵文化差不多同时并举HeinzBechert,AllgemeineBemerkungenzumThema“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见DieSprachederltestenbuddhistischenberlieferung，Gttingen1980，p.80.，而梵文化又与梵文的复兴有联系。梵文复兴(SanskritRenaissance)与帝国的版图扩大有关。阿育王曾使用过当作行政语言的古代半摩揭陀语，后来可能遇到了困难。他以后的皇帝还有宗教界人士想再挑选一个比较能在全国广大地区为人民所接受的语言，那就只有梵文。中国的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的政策，其用意也不外是想有利于对大帝国的统治。在印度梵文复兴的时代一般认为是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大疏》的作者波颠阇利就生在这个时期。《大疏》的出现表明梵文势力的抬头。梵文的影响越来越大，各部派、各地区原来口头流传的俗语的佛典，开始梵文化起来。
关于梵文化和通过梵文化而形成的语言，所谓“混合梵文”(HybridSanskrit)或佛教梵文，有几点还需要说明一下。第一，梵文化不是全盘搬用，而是一点一点地渗透进来。比如bhiks•u(比丘)这个字，它的单数属格按照古典梵文应该是bhiks•oh•；但是梵文化的结果却成了bhiks•usya，sya是以a收尾的名词或形容词单数属格的语尾；它的复数体格应该是bhiks•avah•，经过梵文化却成了bhiks•ū，巴利文是bhikkhū，古代半摩揭陀语同。又比如以r•收尾的名词单数间接格的语尾“化”成了are。第二，梵文化不是一蹴而就，不是毕其功于一役，而是逐渐前进，越来越接近梵文，但最终也没完全梵文化。F.Bernhard说：“大家都知道，流传下来的佛教梵文经典在语言上从没有完全固定下来。”GabeseinenLokativaufesmi
�瘙堿imbuddhistischenSanskrit?NachrichtenderAkadenieder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inGttingen，I.Phil.hist.Kl.1964，Nr.4，S.208.Roth引用西藏佛教史家Buston的《佛教史》中的话，说大众部的语言是俗语，而这种俗语又是一种“过渡方言”(intermediatedialect)GustavRoth，Bhiks•
�瘙塀īVinaya，Patna1970，p.LV.。Buston的意思是否是指的向梵文过渡呢?据Roth的估计，梵文化过程可能是从公元前1世纪直至公元后1世纪Bhiks•u
�瘙塀IvinayaandBhiks•uPrakīr
�瘙塀akaandNotesonthelanguage，JournaloftheBiharResearchSociety52（1966），Patna，p.39.。第三，Roth把梵文化的语言称作“超地域性的”(superregional)，实际上并没能完全超地域，而是仍有地域性的尾巴，比如有的有am•＞o，u的变化，这是印度西北部方言的特点；有的就没有。第四，F.Edgerton主张，混合梵文性质是统一的，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混合梵文并不统一。拿《妙法莲华经》来作例子，本子越古老，俗语成分就越多。这一部佛经的梵文化就可以分出许多层次，怎么能说是统一呢?第五，C.Regamy主张，有一些佛典从一开始就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RandbemerkungenzurSpracheundTextüberlieferungdesKra
�瘙塀d•avyūha，Asiatica，FestschriftFriedrichWeller，Leipzig1954，S.514～527.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在上面谈到的所有的情况都与这种主张抵触。
我在上面从释迦牟尼创立佛教起按历史的顺序谈到佛典的写定和梵文化，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
本题文字选自《季羡林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原载《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1957年，第1期）全文；第二部分节选自《再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兼评美国梵文学者弗兰克林•爱哲顿的方法论》（原载《语言研究》，1958年，第1期）；第三部分节选自《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的第五章（原载《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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