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浮屠”与“佛”(4)
根据林梅村最近的研究结果:
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这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确实出于于阗故地,抄写者无疑是位于阗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语言羼入其中。《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初步研究》,页257,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辑。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译的。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既然抄在于阗,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来源。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是什么样子呢?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环境关系,接受了佛教,估计会有一些佛经翻译。《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等,包含着小乘教义的最基本的内容,简直像一种“佛学入门”,对皈依者用处极大。可能首先在翻译之列,用的语言当然是大夏文。对于这种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近年以来,新材料发现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发现、认识了不少的词汇。上面101页注①举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词汇的汇集,bodo,boddo,boudo等字就见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经译文还没有发现。我相信,将来地不爱宝,有朝一日,总会发现的。中国使者到了大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原本一定就是这一本大夏文的佛经。译文就是本经两个译本的第一个。我推测,现存本经中的那许多“佛言”,一定会是“浮屠言”,“浮屠”正与bodo,boddo,boudo相当。用“佛言”的现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个译本。这个本子的原始语言是中亚或新疆的某一种语言,其中梵文Buddha变为but或者类似的形式,汉译是“佛”字。
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谈一谈犍陀罗文《法句经》的来源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经》曾在新疆发现,足征《法句经》在新疆是流行的。这个犍陀罗文的《法句经》同梵文本有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罗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第二个译本的母本。因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罗文本中则是budhu,这个字也可以译为“浮屠”。
23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50,323b。
羡林案:“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译为汉文。50,324b~c。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50,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49,58c。
《维祗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50,326c。以下诸人晚于三国。
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这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确实出于于阗故地,抄写者无疑是位于阗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语言羼入其中。《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初步研究》,页257,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辑。
可是,我在上面已经明确无误地说明了《四十二章经》是在大月支,也就是大夏抄译的。现存的犍陀罗文《法句经》既然抄在于阗,因而它就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的来源。道理是非常明显的。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是什么样子呢?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环境关系,接受了佛教,估计会有一些佛经翻译。《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等,包含着小乘教义的最基本的内容,简直像一种“佛学入门”,对皈依者用处极大。可能首先在翻译之列,用的语言当然是大夏文。对于这种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近年以来,新材料发现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发现、认识了不少的词汇。上面101页注①举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词汇的汇集,bodo,boddo,boudo等字就见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经译文还没有发现。我相信,将来地不爱宝,有朝一日,总会发现的。中国使者到了大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原本一定就是这一本大夏文的佛经。译文就是本经两个译本的第一个。我推测,现存本经中的那许多“佛言”,一定会是“浮屠言”,“浮屠”正与bodo,boddo,boudo相当。用“佛言”的现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个译本。这个本子的原始语言是中亚或新疆的某一种语言,其中梵文Buddha变为but或者类似的形式,汉译是“佛”字。
我在这里想补充几句,谈一谈犍陀罗文《法句经》的来源问题。它的来源并不排除是大夏文本,但是可能性微乎其微。梵文本的《法句经》曾在新疆发现,足征《法句经》在新疆是流行的。这个犍陀罗文的《法句经》同梵文本有某种联系,是完全可能的。犍陀罗文不可能是《四十二章经》第二个译本的母本。因为在后者中用的是“佛”字,而在犍陀罗文本中则是budhu,这个字也可以译为“浮屠”。
23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50,323b。
羡林案:“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译为汉文。50,324b~c。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50,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49,58c。
《维祗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50,326c。以下诸人晚于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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