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1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共中央十五大之后，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第一个全国性会议，也是中国金融系统第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会议的背景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在中国发生，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和整顿金融秩序、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势在必行。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用三年左右的时间解决中国金融业的风险问题。1998年3月，新当选的朱镕基总理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闭幕的新闻发布会上向海内外宣告，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要在三年内基本到位。

　　由此，中国新一轮金融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中国金融业进入了整顿金融秩序、化解金融风险的清理整顿阶段。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宣布放弃联系汇率制度，实行自由浮动汇率，由此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此后几个月内，亚洲的货币与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急剧的链式反应。菲律宾比索、印尼盾、马来西亚林吉特被国内外企业与投资者大量抛售，纷纷贬值。新加坡元、韩元与台币也连带贬值。到10月下旬，冲击波传到香港，港币面临空前的贬值压力。

　　进入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首先是印度尼西亚债务问题引发东南亚金融市场出现新一轮动荡；接下来日元对美元汇率急剧大幅度下跌，人民币承受巨大贬值压力；8月，国际炒家狙击香港，亚洲经济回稳受到严重威胁，港府宣布入市；同时，俄罗斯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金融形势急剧恶化。

　　亚洲金融危机对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债务负担加重，企业不堪重负；银行坏账增加，金融业陷于困境；银行面临挤提压力，商品市场出现抢购现象；投资者信心下降，资本大量外流；政局不稳定，政府面临信任危机。

　　由于中国没有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逃过一劫。但是面对饱受危机之苦的邻国，中国也在反思这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教训，防止危机在中国重演。

　　专家指出，就金融体系而言，爆发危机的国家存在以下问题：

　　东南亚国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未能巩固其脆弱的金融基础。泰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金融监管不力，银行贷款过多地投入股市、房地产，泡沫经济严重，成为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东南亚国家在不断加快金融国际化和自由化步伐的同时，忽视了加强金融监管，放松了外债管理。比如，泰国过早地开放了资本项目，非居民可以较自由地参与本地市场的交易活动，但中央银行的监管工作没有及时跟上，特别是中央银行对外国银行的离岸业务和金融衍生工具交易监管不力。在松懈的监管环境下，企业银行大肆举借外债，进行外债内投、短借长投等，造成巨大的汇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没有处理好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关系。“大而不死”是韩国经济发展中的一种错误而有害的观点，也是经济发展战略上的一种误区。它认为，企业规模越大越好越安全。因为企业越大，就业的人数就越多，即使经济效益不好，政府也会支持，银行也会给贷款，结果造成大企业不以效益为主，陷入泥沼，走向绝路。

　　时任高盛（亚洲）经济研究执行董事的胡祖六博士认为，具体而言，亚洲金融危机主要表现在货币或汇率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外债危机。而这两大病症都可追溯于这些国家早已潜伏的银行危机。突发而激烈的汇市崩溃与短期外债的支付困难终于让世人看到了“藏在衣柜里的骷髅”，把遮掩了多年的银行问题暴露无遗。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的确使许多银行的平衡表恶化了许多，使银行问题变得更加棘手。但是，如果这些国家原本有健全的国内银行体系的话，那么这场金融危机或许本来就可以避免，至少这场金融危机对经济的破坏性打击将会小得多。

　　当时在中国人民银行稽核监督局工作的王君认为，发生银行危机有三方面的原因值得警示：第一，商业银行普遍缺乏健康的信贷文化，非规范信贷行为盛行；第二，除个别国家和地区外，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普遍缺乏审慎的银行会计制度和呆账准备金制度；第三，金融监管的水平和监管人员职业道德水准与能力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