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作品的主题是手淫和自我塑造，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继续探讨。现在我们的话题是，手淫文化是如何传播至世界范围的。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对手淫这一道德问题的探讨已经超出了大众医学和学术医学的范围，对它的提及也不再仅限于教育学文章、反教权主义言论和百科全书中，它醒目地出现在《爱弥儿》这样一部文学的畅销书籍里。1762年末,《爱弥儿》的法文原版就已经印刷了3万多册，到18世纪末近20万册。这其中还不包括无数的译本。18世纪德国两位著名教育学者曾评价卢梭的《爱弥儿》“教会了思想家如何思考”。［36］由于这本书的影响，手淫这种在1700年还不敢公开谈论其名字的行为，在不到100年以后，已经为无数读者所熟知。人们被告诫，这种行为将会给个人道德带来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

　　1762年7月22日，卢梭回信对提索表示感谢，感谢他寄来《论手淫》一书。在收到此书之后，想必卢梭一定很快地阅读了该书，因为该书的主题正合他心中所想。在他的感谢信中，卢梭写道，虽然那时他已经不再大量阅读书籍——尤其是医学书籍，但自从他拿起《论手淫》这本书，便深深为它所吸引。他很遗憾没有早点看到此书，不然，他将引用书中的内容以深化他在自己作品中对手淫的讨论。［37］

　　是什么使卢梭开始关注手淫问题，我们无从得知——尽管他在《忏悔录》中记载了自己的手淫行为，并描绘了这种行为如何影响了自己的性生活。这段著名的描述可以被看做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少年时代的反思。［38］但是，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18世纪60年代，一位启蒙运动时期最伟大、最知名的医生和哲学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一起，使一个50年前被普遍认为是淫秽下流的话题成为当时的文化讨论热点。在接下来的一百多年里，提索——那位著名医生——的作品仍然被无数知名学者所引用。而卢梭以自传的形式对于手淫话题的思考则成为手淫文化讨论的定式，至少在教育领域是这样。

　　“我不是经常跟你说我是另一个卢梭吗?”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位名人约翰R26;罗斯金（John Ruskin）在给他的朋友考珀夫人的信中这样写道。罗斯金恳请考珀夫人作他的说客，劝说罗斯陶奇家族将他们的女儿许配给他。他请考珀夫人向陶奇家族解释，他与前妻之所以解除婚约，并非因为他不能享受床笫之欢，而是因为他只是不能同那个女人进行正常的性生活。他以自己的手淫行为来证明他是一个正常的男人，可以进行正常的性生活——而当时普遍流行的观点恰好与之相反。罗斯金力图说明的是，他手淫的那段生活已经结束，他已经完全从这种行为中解脱出来。他告诉考珀夫人，那些日子已经过去了,“像黑夜一样消失了”。［39］然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这段生活却成为证明他正常性能力的有利证据。

　　提索和卢梭各自代表了手淫文化的一种研究方向——一种从医学的角度，另一种从道德哲学和教育学的角度，两种不同的研究互相交错，共同发展。每一种研究方向都还拥有自己的分支，这些分支虽然有些俗鄙，但也值得尊敬。这些不同的分支在各自的领域内同样交错发展。首先，让我们来了解，在大众医学领域内，手淫这个不再新鲜的话题是如何继续发展的。

　　约翰R26;马尔顿是第一个将手淫定义为一种疾病，并为这种疾病提供治疗方法的人。他的观点和思想延续了近200年。18世纪末期名噪一时的基列藿香膏（Balm of Gilead）就成功地利用了《手淫》和当时止痛项链所开创的医学道德市场。发明基列藿香膏的所罗门“医生”（Dr.Solomon）原本只是纽卡斯尔当地的一个鞋油推销员，后来他从阿伯丁大学——并非现在的阿伯丁大学，这里指的是当时一个贩卖文凭的学校——买来一个医学博士的文凭。起初，他只是将此药当做一般补品推销给顾客，然而到19世纪初期，这一药物变得更有针对性。他的公司出版的《健康指南》印刷了10万多份，为手淫患者带来治愈的希望（在当时，这种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和《手淫》一样，所罗门的《健康指南》一版再版，十分畅销。它的第52版共283页，然而到1814年出版的第64版时，就已经增长至312页，其中有9页专门列出在英国和美国的所有代理机构的名称，顾客可以在这些机构购买到此书和基列藿香膏。在鼎盛时期，公司每年仅广告推销费用就惊人地高达5000英镑，相当于一个工匠一年工资的100倍。该公司的广告宣称，手淫这种“具有欺骗意义的恶习”是“所有行为中对人体伤害最大的恶行”。和从前一样，公众对手淫的了解以及对这种行为的焦虑几乎完全来自于出版业和药品制造业的市场宣传。这一市场不仅本身十分庞大，而且还在不断地寻求新的客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