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销治疗手淫的药物以及对手淫问题进行讨论已经成为当时专业出版物、医生论文、百科全书，以及其他书籍的一个惯例。正是通过这种医学与道德相结合的形式，无数普通大众开始意识到手淫行为的危害性。数百篇在学术刊物上刊登的文章将新发现的这种或那种疾病归咎于手淫；所有的重要医学参考书都列有关于手淫话题的条目；泌尿学、妇科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和性医学的专业书籍为普通文学作者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关于手淫材料。在其他的参考书籍和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诸多对手淫的讨论。生活在19世纪的人们发现这个话题几乎无处不在，无法回避。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一位关注时事的居民，在某天拿起一份地方医院的报告时，会发现这样的告诫:“社会的每个公民都应该了解这种被广泛关注的罪恶”（即手淫），对此问题保持沉默、或对公众为驱除这种恶习所采取的措施表示反对，都应被视作违法行为。［50］对手淫问题保持沉默即是对社会道德的一种反抗，因此，有人甚至对制衣厂的女工表示担忧，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观察，女工在操作缝纫机时会大腿摩擦，这完全可能是一种“自淫”行为。同样“令人担忧”的还有代表了现代工业和自由主义的自行车，因为骑自行车的行为和操作缝纫机十分相似。由此可见，当时社会的几乎任何一样东西都会引起人们对手淫的焦虑。［51］

　　20世纪早期,“手淫致病论”的影响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更普遍意义上的医学—道德危害论，这一论调蔓延至新的领域。性健康成为优生学的一部分，而优生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保障国家安全，在当时世界流行的“人种竞争论”中，是保障人口质量的重要手段。优生学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手淫。例如，在日本，改革者和现代主义者将性教育和优生学引进了日本教育，手淫在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日本第一家女子医学院的创立者曾经这样说,“手淫是所有性欲本能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性交的基本目的是繁衍健康的后代，因此手淫不仅会对个人的生殖能力产生致命的后果，而且还将危害社会。在那些发展科学以增强国力的国家里，手淫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重要问题。［52］西方关于性健康的一本指南中曾经有这样的警告，人一旦“违反自然规律”，将永远失去生殖能力。对于那些实施此行为的轻率少年，手淫不仅会对肌肉和神经系统造成伤害，而且那些不洁的幻想也会使他们道德沦丧。因此，这本指南建议说，在这个信奉个人主义的年代里，母亲们要提高警惕，但更重要的是,“男孩子们必须认识到，只有自己才能获得自我救赎”。［53］

　　然而，旧的手淫致病论的影响仍然存在。1900年，由于结核病菌的发现，人们已经不再把肺结核的病因归咎于手淫。但是，反射生理学和对新陈代谢的生化研究却为手淫致病论提供了新的依据——心脏杂音、眼球痉挛以及各种神经及心理疾病被认定与手淫行为有关。直到20世纪，现代生物学才不再坚持手淫致病论，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手淫仍然是研究的热点。堪称青少年心理研究开山鼻祖的克拉克大学（这所大学是美国第一所邀请弗洛伊德开设讲座的大学）校长史丹利R26;霍尔教授（G.Stanley Hall）曾经说过,“手淫是最罪大恶极的行为”,“是人性弱点中最令人悲哀的一面，而且是一系列神经及心脉血管疾病的罪魁祸首”。这一言论至今仍受到很多人的追捧。在他看来，手淫这种堕落的行为是所有重大罪恶——无论是社会罪恶还是个人罪恶——的根源。霍尔教授的观点代表了19世纪文化评论的主流观点（第六章中将有详细的阐述），并一直延续到20世纪。由《手淫》一书开创的手淫致病论这一医学传统，经过提索的系统整理后，在18世纪末以及19世纪到达鼎盛，直至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