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斯曼在书中说，在手淫现象刚刚出现萌芽之时，他就已经开始撰写这部作品，那时“手淫”这个词汇还未被大家所熟知。在开头的一个故事里（这本书以很多封书信组成，大多数信件来自于受手淫行为困扰的年轻人，每封信之后还附有作者的评论），一个男孩说，他不断地听到“手淫”这个词，但并不清楚它的含义，他曾经以为这个词指的是“兽性”。但令他迷惑的是，为什么人们放着现存的词汇不用，而用这个“含义生涩”的词呢?的确，沙尔斯曼也承认,“手淫”在德语中是一个崭新的词汇，德语中更常用、并更具有描述性质的词汇是“自渎”。此外，就像这封信以及其他信件的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老师和家长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手淫是万恶之源，或者说，他们也许并不清楚这一点。因此，沙尔斯曼认为，自己有理由将这种新的恶行公布于众。对于恶行，尤其是亟待解决的恶行，决不可轻描淡写，等闲视之。［58］

　　另外还有一种观念认为，在德国，以及在世界各地，手淫现象一直存在，并等待被发掘。对于手淫行为，需要不断地批评、谴责并提出警告，不能只依靠通过外在的约束力量——外在的约束对这种恶行丝毫不起任何作用，而是应该通过自己的廉耻心和罪恶感来自我约束。这种廉耻心和罪恶感是由不断的教育培养出来的。从本质上来说，手淫恶习一旦染上，就会上瘾。因此，对这种行为需要不断地进行批评和谴责。手淫经常被比作吸烟，为满足无穷无尽的自我欲望，沉溺于这两种恶习的人都会越陷越深。但是，与吸烟不同的是，手淫行为中不存在交换，也不存在经济上的控制。沙尔斯曼认为，在所有恶行当中，手淫第一眼看上去是最不严重、最不普遍、也最不具危害性的行为，这也揭示了为什么1000多年来它几乎完全不受关注的原因。自《手淫》一书开始，每一种有关此书的质问都集中在这本书如何地引人误入歧途，以及因此而导致手淫泛滥猖獗。一位校长在给沙尔斯曼的信中写道,“我问了94个学生”，49个承认有手淫行为。这位校长继续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能让我相信，其他的45个学生没有那种行为”。［59］

　　校长认为所有的学生都实施了这种行为，是因为再没有任何一种恶习比手淫更具有诱惑力，而且更容易进行。它可以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悄然实施，而且,“进行手淫的机会永远存在”。它完全不受公众的监控，因为“若想不为人知，实在是一件相当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中通常用来阻止恶行的方法对手淫丝毫不起任何作用，阻碍定律和惰性定律也并不适用。“至少”——沙尔斯曼在这里表达了与卢梭在《忏悔录》中相同的观点,《忏悔录》在德国面世要比沙尔斯曼的著作出版早两年［60］——“在异性性交中存在种种约束，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因素在其中阻碍着。……必须确定时间和地点……必须做好安排，以免被人发现而名誉扫地；总之，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且，由于手淫往往是独自私下进行，因此这种无法摆脱的恶行完全有可能禁锢人的灵魂，等手淫者意识到这种恶习的危害性时，已为时晚矣。沙尔斯曼的书里充满了忏悔者的故事，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告诉大家，他们想尽办法试图摆脱这种恶习，却总是无奈地又一次陷入其中。手淫像毒品一样，令手淫者一再上瘾，无法自拔。和海洛因以及其他具有致命诱惑力的毒品一样，只要沾染上一次，手淫就会令无数无辜的人一步一步地变成瘾君子。

　　18世纪的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社会腐败因素——学校、交友不慎、以及心怀不轨的保姆或仆人——令年轻人走向不归之路。但沙尔斯曼却同弗洛伊德一样，对此观点不以为然。他清楚地阐明，手淫行为完全起因于人的内在欲望，只有羞耻心和罪恶感才能挽救这些迷途羔羊，并将这种轻率的自我性行为转化成需要更多责任感的社会性行为。换言之，手淫这一恶行的内在结构——无尽的欲望、不为人知的私密性——需要尽可能多的社会批判和谴责。正因为手淫是一种偷偷摸摸、暗地进行的龌龊行为，教师们应该以异常激烈的态度对它进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