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也许会说这是一种对自身的迷恋，这种自恋的性行为属于变态行为。

　　最后，和中世纪神学家阿奎那（Aquinas）一样，康德还回答了有关不以自然繁衍为目的的纯粹肉体欢娱行为的问题。他的回答虽然不很直接，但也意义深刻。康德认为，尽管这种行为是对性欲望的误用，但并非十分严重的问题。因为正常的性欲望可以在婚姻范围内得到控制，然而，手淫却是对理性和社会的双重背弃。这种行为并非如医生所说，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表现，更准确地说，它应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错乱。

　　我之所以如此重视康德的观点，是因为他对道德自治的现代本体的研究作出了卓越贡献。是康德定义了什么是“启蒙”?“启蒙”就是抛弃一切童年的道德枷锁和桎梏，从而变成能够自主决策并且用理性控制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从这一框架来理解，手淫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那个时代，与康德怀有相同见解的人还有很多。1786年，Berliner Monatsschrift杂志在刊登了康德的“什么是启蒙”文章两年之后，进行了一次有奖征文活动。征文的主题为“青少年如何能够身心安然地不受淫秽恶行，尤其是手淫恶习的侵扰?又或，如若已经受此恶习困扰，青少年将如何应对?”一位“具有高贵品格的友人”为这次活动设立的奖金高达60德国银币——相当于一个雇佣劳工一整年的收入。当时最著名的教育改革者坎帕（Joachim Heinrich Campe）受邀担任评判。坎帕阅读了大量征文，最后选出4篇，全文或部分地刊登出来，并收编进他正在进行的一个有关德国教育的研究项目中，这个项目的研究目的是重新编定教育纲目，以适应新的公民社会的要求。这类以征文形式出现的获奖征文不断被刊登出来，并在杂志、周刊和报纸上引发了大规模的争论。这样一来，对手淫这种恶习所造成的极大危害，几乎人人皆知。［64］

　　由于康德、坎帕以及其他关注此现象的学者的共同努力，手淫文化成为当时道德讨论的中心。但在此之前，这一文化就已经在西方世界稳稳立足了。在18世纪末期，它是引起争议最多的一种性行为。对于手淫现象的讨论和现代主义的发展一起，几乎遍及每一个角落。当然，教会除外——尽管人们希望这样，这座道德说教的堡垒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加入进来。它生怕自己的提醒会使那些本来并不感兴趣的年轻人心生好奇，而且，从传统上来说，这也并不是一个令神学感兴趣的问题。直到1844年，一位牧师——他同时也是一位医生——才公开斥责教会没有给予手淫现象足够的重视。然而，他的观点也是建立在他作为医生的职责之上，而非神学职责。也就是说，他的观点来自于他从医学和生理学书籍上搜集到的那些因手淫而致死的恐怖故事。这位牧师说道，这些故事可以让道德神学了解手淫这种被忽视已久的恶习所产生的危害。［65］

　　虽然手淫文化并未如有些人所期望的那样广泛出现在道德神学和宗教领域，它却已经在19世纪时遍布整个文化范畴，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文艺著作中。它的提及更多地是被用作比喻，将18世纪对自我本性的质疑——不受外在世界约束的心灵生活——用疯癫和掩饰伪装起来。这令我想起拜伦（Byron）对济慈（Keats）诗歌的评价:“精神错乱的想像”,“毫无任何意义”,“是一种对心灵的手淫——对想像力的手淫”,“对人类智慧的亵渎”。简言之，就是“诗歌的手淫行为”。济慈的诗歌充满了幻想，他给浪漫主义的幻想赋予了无尽的欲望，并将想像力发挥到极致。华兹华斯（Wordsworth）就曾经批判他的诗歌“充斥着令人无法容忍的刺激”。这指的是济慈诗歌中常见的想像手法。惠特曼（Walt Whitman）曾经在自己创作的诗歌《自我赞歌》中歌颂手淫，从而被现代一位著名的评论家称之为惠特曼诗歌的“真正丑恶之作”。［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