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中国人生活在这样的意识中，认为自己是文明的载体，就不可能给予其他民族一个平等的关系。他们期望那些未开化民族的统治者，承认万能的皇帝是人间最高主宰，或者亲自前来晋见，或者派使者前来，以便与天子建立一种附庸关系。未见皇帝前，礼宾部要先教会他们叩头，以便他们对皇帝行三跪九拜的大礼，然后呈上“贡品”。这种所谓的附庸关系包含下述实质性内容：

　　——这个新附庸从皇帝那里获得授权书和大印，以此他可以与皇帝进行书信往来；他将获得清贵族头衔。他要做的是：按时给皇帝呈文；按期派使者给皇帝进献“贡品”。

　　——皇帝赐予他回赠并派使者前往附庸国王室，尤其是带去授权书和大印，如果必须如此的话。

　　欧洲人把这种关系解释为“进贡关系”。其实这种解释是不正确的，因为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向中国王朝进行经济上的进贡性付出，而是对皇帝、天子在道德上的中心位置的一种形式认可。皇帝的回赠通常在价值上远远超过了他所收到的“贡品”，而且这种“进贡关系”在汉语的解释中不是“藐视的贬低”，而是荣幸地被皇帝恩准进入中国文明。在这些“附庸侯爵”看来，尤其是远离中国治理着各自的国家的统治者看来，这种认可皇帝为最高主宰的效忠，并非是那种通常意义上的效忠，而是获得进入中国市场的通行证。

　　当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法伦和平协约中把平等、独立确定为国际社会的主导方向时，在欧亚大陆的那一端，清朝的官员们却把那流行了千年的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的概念最终纳入到自己的模式中去。对于邻国的其他民族来说，中国人的秩序是一种不平等的秩序，因为所有民众都置身于万能的皇帝、天子这个明主之下。内、外秩序密切结合在一起，彼此无法分开、缺一不可。一旦仁慈皇帝的道德感召力对外不足以使蛮族认可他是人间道德的最高主宰，那么内部的叛逆能量就有可能增加，以至于形成反对皇帝的力量。事实上，绝大部分王朝的崩溃都是基于两方面的冲击力：内部不断扩大的混乱和外部的入侵。历代皇帝无不意识到，为了维护其统治就得保持对外关系开发，而中国是世界秩序中心就是对此的证明。这就显示出内部政治的重要性，显示出那些外国的“效忠表述”的必要性，那么当欧洲各国要求采取平等的外交关系时，就不能不令中国皇帝对这种冒犯表现出疑虑。

　　皇帝的道德力量以及中国文明的优势对外有三个重点传播区：

　　第一个传播区为东亚邻国：朝鲜、越南、琉球群岛23以及日本，尽管这在明代只是暂短的。

　　第二个传播区是北部、西北部的草原、沙漠以及中国王朝在东北的森林区。

　　第三个更外部一些的传播区包括（背叛了的）日本、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以及欧洲。

　　在中国文化中心区域中，皇帝的道德统治以及文化主导有时也会导致政治上的主导。典型而且唯一的是朝鲜的效忠使团，他们所进献的贡品，价值数倍于皇帝所赐赠的，在此，这种作为效忠表示的见面礼确实成了进贡。而与朝鲜的关系按照中国方面的解释属于中国高度文明的阳光普照。就是在明朝被推翻后，一位朝鲜的鸿儒也表述了类似的看法：新的清朝应受到尊重的原因不在于其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大，而在于它是伟大的儒家文化的继承者。

　　在这个中心区域外，中国这种道德和文化的辐射力随着距离的扩大而减弱。如果这些“天边的蛮人”想与中国进行贸易，那么中国人就要求他们必须先按礼仪承认万能皇帝是最高主宰。许多东南亚以及南亚的城市与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些，甚至葡萄牙人和荷兰人早在17世纪就已经做到了。他们派出的使团在皇帝的大殿上大显身手，以此也确实获得了难得的在京都进行商品贸易。

　　汉人中心世界秩序这一理念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来自于亚洲内部。那些出生于亚洲内陆草原的民族不允许汉人中心化，这些游牧民族从根本上有别于汉人的农业文明。另一方面，人们也不可忽略的是，这些草原骑兵不断地偷袭城市与农村，大肆烧杀掠夺，对中国王朝形成了巨大的危险。故此历代强大的皇帝都实施对亚洲内陆进行镇服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最终在儒家王朝统治寿终正寝前的18世纪中叶为乾隆皇帝所实现。而在此之前的历史上，不断出现这样的情况，譬如整个宋代（公元960-1279年），当王朝受到游牧民族铁骑的威胁时，皇帝们只得以进贡换取和平。而此时，在汉人中心的世界秩序里的进贡真的是表示臣服的进贡，只是方向反了。但是当这种巨额的贡品被说成为王朝的大度赐舍时，皇帝就在这种进贡的方式面前保住了面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