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爹李隆基退居二线当太上皇，李亨自己坐到龙椅上做了皇帝，但安禄山挑起的叛乱还远没有结束。叛乱一天不结束，李亨的皇帝椅子就一天不会安稳。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和叛乱分子斗争到底，组织政府军与叛军来一场生死对决。不过，没有好处谁都不可能冒险帮他去打架，就是硬着头皮冲上去，也不会拼尽全力。由于李亨那个昏庸的老爹多年穷奢极欲，几乎把家底都掏空了，搞得国库成了泄气的皮球，根本拿不出什么东西进行物质奖励，李亨只能大力宣扬精神的重要性，不断扩大精神奖励的范围：一是口头表扬，二是画饼充饥，把有名无实的官爵赏赐给立功的将士。

　　办法很简单，让印刷厂加班加点印上一大堆空白委任状，上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郎将，都可以临时填写名字。后来还进一步允许用信牒授予官爵，以至于有些异姓稀里糊涂就被封为王。那么多人都有官爵，很有可能出现谁都不服谁的混乱状况，为了便于管理，各路军队只能以职务大小相互统辖，不看官爵的高低。但政府军还是在清渠打了一场败仗，为了召集散兵游勇重新投入战斗，根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相关部门再次发出号召，只要是重新回归部队的，每个人都赏赐官爵。像这样恶搞，官爵自然就贬值了，一张大将军委任状甚至只能换一顿酒喝。当时，凡是被招募参军的人，都穿标志官员身份的金紫色衣服，甚至朝廷官员的仆人一个个都身着这样的衣服，到处宣称自己是大官，而实际他们不是扫厕所抹桌子，就是天天守在厨房做饭。这种满城尽穿金紫色衣服的场面，比《满城尽带黄金甲》那部电影大片还壮观，而且荒唐一千倍。

　　如果唐朝只荒唐恶搞这么一回，我们其实可以装着什么都没看见，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但是，唐朝不仅上演恶搞大片，还时不时给我们表演恶搞短剧。那个唐成王有一次去岭南出差，回京的时候没有带走地方干部送上的诸如荔枝一类的土物产，而是神经兮兮地带回一条八九尺长的大蛇。他的目的不是想把大蛇当成宠物，甘愿天天与蛇共舞，而是用绳子绑住蛇的嘴巴，把它横放在门坎下边恶搞别人。那些进京参拜他的地方官员，进他家大院房门的时候，往往会一脚踩上大蛇，还吓得一头扑倒在地，随即就被大蛇紧紧地缠住，直到大蛇自己玩够了，才会松开。我们的唐成王这个时候就像看滑稽表演，兴奋得把嘴都笑歪了。

　　用大蛇恶搞别人，他还嫌不过瘾，又弄来龟鳖。他叫人脱去衣服，然后怂恿龟鳖去咬人家的身体，被咬的人疼痛得狂呼乱叫，但龟鳖这样的怪物听不懂什么是惨叫，只管死死咬住不松口，很有一股子要置人于死地的狠毒劲头。唐成王和几个美人在一旁看得手舞足蹈，还不停地品头论足，猜测那人到底能坚持多久。看到人快死了，我们的唐成王才叫人用竹竿刺龟鳖的嘴，使其从人身上转移到竹竿上；或者用点燃的艾蒿去烫龟鳖的脊背，烫痛了它才松口。凡是被唐成王幸运挑中去当恶搞试验品的人，都会很不幸地被吓得失魂落魄，到死都不能恢复成正常人。

　　我们拿唐成王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哀声叹气把视线移开，转到孝和年间那个叫杨务廉的人身上。这家伙也不是个东西，不知道撞了什么大运，居然建成了一座叫长宁安乐宅的仓库，令皇帝老儿龙颜大悦，就特别授予他将作大匠一职。杨务廉当上干部就开始恶搞乱整，贪污国家公款达数千万，结果惹恼了皇帝，被就地免职。但他似乎并不气馁，决定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出来，多次主动写信给我们的皇上，奏请在陕州三门峡修一条路，要开山凿石在悬崖上架栈道，方便纤夫行走。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皇帝很高兴，忘了这是个罪人，居然派他负责指挥这项国家级的重点工程。

　　杨务廉狗改不了吃屎，浑身都长满了恶搞毒刺，所有被他雇用的民工，他都昧着良心不给工钱。由于施工地段河水湍急，牵绳一断，或者栈一折，民工就会像饺子一样掉进河中被急流卷走，他不仅不按政策对死者进行赔偿，还诬陷这些人都逃走了，并通知当地政府拘留人家的父母妻儿。对那些拉船的纤夫，他命令在每个人的前胸后背拴上两个砣子，一旦从栈道上掉下去，没人能够活命。他这样没心没肺地恶搞，彻底把民心工程搞成了夺命工程。广大群众敢怒不敢言，只能背地里称他人妖，骂他是专门跑到世上残害老百姓的怪物。

　　要说心狠手辣喜欢残害他人，显然不只杨务廉这一根独苗。唐朝的恶人前有来俊臣之流，后有李全交之辈。说到李全交，就不得不提到与他同朝为官的监察御史李嵩、殿中侍御史王旭，他们三个是中唐时期最著名的恶人，专以残酷暴虐为职业，被京城的人称为三豹。每次审讯囚犯，他们都要铺上荆棘让囚犯躺卧，或削尖竹签刺囚犯的指甲缝，或用方形木杠压囚犯的胯骨，或让囚犯跪碎瓦片，或者命令他做仙人献果、玉女登梯、犊子悬拘、驴儿拔橛、凤凰晒翅等，直到囚犯奄奄一息垂下脑袋为止。说实话，就算一头狮子落到他们手里，不被恶搞至死，也会被折腾成病猫。像这样隔一段时间就冒出几个恶人，唐朝的体格再强壮，也会被恶搞得伤痕累累，到最后逃不出倒地身亡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