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90年代，空客也变得和当年的波音一样，在业务活动方面显得飞扬跋扈，对待客户冷淡专横。它的员工对于公司的业绩变得骄傲起来，程度甚至超过了波音的员工，不过相比而言，这种工作人员为数不多。而让R26;皮埃尔松离开之后，公司的一部分人也开始变得官僚起来，情况比其他航空产业的公司都要严重。

　　这几年，这两个敌对的公司的战略开始发生变化，空客主动进攻，而波音则处于被动防守的地位，逐渐收敛了自己以前的嚣张气焰，只是幅度不大。前者的员工开始变得自由散漫，不再对飞机的生产制造精益求精；后者的高层则越来越多地接受书报编辑和记者的采访，并发表一些没有意义的言论，只为了露露脸，为公司进行一下宣传。

　　两家公司在采访者面前大肆吹嘘，都把自己产品的市场前景描绘得非常美好，甚至会把自己的规模说得比对手的要大上整整一倍。不仅如此，他们还拼命贬低对方的市场策略，都惺惺作态地表示对如此糟糕的计划的不理解或惋惜。

　　但不管怎么说，由于多年以来一直采取奋力赶超对方的态度，空客的业绩提升得很快，而且在技术上或多或少还有所钻研。虽然它是由四个国家共同创立的，并因此在一些解决方案讨论时产生了拖拉和矛盾，但是这样反而促成了许多不错的决策，而且让公司的决定变得更加具体周到。与此同时，波音却将自己出现的问题推卸到外界条件上，回避错误，总是强调空客之所以强盛是因为受到了欧洲政府的资金补助。于是，它的研发和生产能力也就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落伍。

　　波音抱怨的内容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空客的成功不能说只是政府大力资助的结果。在这个竞争强烈的行业，它也是通过很大的努力才获得了现在的地位。在波音因为管理混乱不断受挫的情况下，空客却一度不断地发展壮大。

　　经常有人拿“狭隘的地方主义”来形容波音，对于一个将自己生产的飞机中的70%销往海外的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评价。一些波音观察家曾经提到过，这个公司的每一个管理者都被指派到国外工作过6个月以上。但即使是在与洛克希德和麦道三分天下的时期，波音仍然显得缺乏全球视野。无论是因为地方主义，还是缺乏全球眼光，波音的营销人员的工作能力的确不如空客，更不用说它的高层领导了。

　　在飞机的设计和组装方面，波音和空客都有着能够相互抗争的技艺过人的空气动力学专家，两家公司的大多数领导也都是从工程师起步的。否则他们的企业文化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相似了，只是前者的管理比较呆板，层级化严重，某些部门之间频繁发生冲突和口角，而后者在这些方面的情况要好得多。

　　空客在财政支出上有过苦涩的经历，有时甚至是把资金完全浪费掉。话又说回来，从事这个行业自身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考虑到这种情况，整个企业不得不开始节省某些支出。这么做使得各个子公司和分部工作效率变得更高，生产能力当然也随之产生了更积极的变化，竞争力继续得到增强。

　　相比波音，空客这家拥有40多个国家员工的公司则没有什么等级划分，而且以多元化的组成为自豪。公司会反复告诉来访者，虽然组成复杂，但是公司却给予了员工平等的机会，使他们能够以不同的方式把工作做到最好。语言差异也不是问题，因为它的很多员工掌握了多国语言。英语是工作中的通用语言，尽管有些员工的英语说得不是很好。

　　也有人假设过在80年代和90年代，波音可能会凭借自己的单一文化轻松地战胜拥有多民族文化的空客，但事实并非如此。正是由于对皮埃尔松的信任，有着不同商业文化的大型集团，或者说受到四个国家资助，但内部成员之间的利益相互冲突的这个组织才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在空客创立的早期，每个政府都感觉必须要给予这个公司支持，它们让自己国家的航空公司——例如法国航空或者汉莎航空服从公司建造计划中的一切指令。由谁来掌权等各个问题和打算，都由四个国家共同进行裁定，这就要求它必须具备强烈的团队意识，而各国政府也的确做到了这点。它们的最终决策一般是交给行业里的专家来进行，虽然速度不快，但无疑是正确合理的。

　　皮埃尔松曾经说过：“在这里成天都是争吵，我总是想方设法让大家的意见达成一致，这份工作太累了！”他58岁时就退休了，也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么早退休。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因为太累了才离开的（他总是说累，并且还清楚自己一直就患有心脏病）。皮埃尔松也很不愿意处理这个多国结构的公司的政治事务，在各个投资方的冲突中他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而且还要受到法国和德国两个首席执行官的指挥。“根本无法想像这个公司竟然会有两个首席执行官，”他离职后还会听到这样的议论，这句话恰到好处地描述了皮埃尔松一直以来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