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书中提出的有些思想，可以追溯到1907年；但到了1909年，所有的这些思想和看法已全部整理就绪，当时就一个有关资本主义社会的纯经济特性的这种分析的总框架已经大致形成，而后也一直没有重大的改动。本书的德文版首次于1911年秋天出版。在它已绝版了十年之后，当时我很勉强地同意了第二版的重新印行，在其中删掉了第七章，并重写了第二章和第六章，又在不同的地方减少或增添了一些内容。当时是1926年。德文第三版只是第二版的重印，现在的英文译本也是基于德文的第二版。

　　如果我要宣布我在本书再次出版时除了在说明方面之外没有进行任何改动，是由于我相信书中所论各点的完善无缺，那就等于我对本书首次问世后我所做的和所想的，下了一个非常有偏误的判断。尽管我确实认为本书的纲要—或者可以称为“看法”或“观点”—以及结论基本上都是正确的，但是在许多地方，我现在已有了进一步的看法。在这里，我只提出一点，以此来举例说明。当经济周期理论第一次形成时，读者可以在本书的第六章中发现，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只有一种单一的波浪式运动存在，也即所谓的尤格拉周期。然而，我现在认为，至少存在着三种这样的波浪式运动，可能还在三种以上；而当前经济周期理论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恰恰在于没有把它们各自区别开来，并描述它们之间相互作用所引起的种种现象。但在本书随后发行的各版本中，我也并没有想要把这一要素引用进来。因为书籍就如同孩子一样，一旦离开了父母的家，就成为独立的人。它们有它们自己的生活，而作者也有他们自己的生活。对那些离开了家的独立的人横加干涉，将会是不合适的。这本书已经闯出了属于它自己的道路，无论是对是错，它已经在它所处的时代和领域里赢得了自己在德国文献中的名誉。在我看来，最好的处理方法似乎就是尽可能地不让它受到干扰。若不是由于我优秀的朋友陶西格教授的建议和鼓励，我简直就不会产生要出一个英文译本的想法。

　　出于同样的理由，我没有遵照我的伟大的导师庞巴维克的规矩办事：他以无限的耐心，在他的著作出版以后各个版本中，记录下了所有反对和批评的意见，并在一旁加上他自己的评论。但是，对于那些给我以荣幸对我的论点提出认真批评的人，我却更倾向于把争论降低至最低限度，这绝不是因为我对他们缺乏敬意。不过，我必须承认一点，我至今还没有遇到一种能够让我认为在实质性问题上具说服力的反对意见。

　　就目的和方法而言，本书显然是一本“理论性”的著作。这里不想做任何方法上一种信仰表白。或许我可以这样表述，关于“事实”研究和“理论”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我现在的看法倒是与1911年有些差异。但是我依然确信，我们的科学，与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能随便丢弃被我们称之为“理论”的所谓的精练的常识，它向我们提供了事实和实际问题的研究工具。不管新的大量的未经分析的事实，特别是统计意义上的事实，与我们采用的理论工具的关系具有何等意义的重要性—确无疑问的是，不断增加的事实材料的宝库必定会持续地启示新的理论模式，从而广泛地和静悄悄地改进任何现有的理论结构

　　在任何给定的阶段，具有一些理论知识是处理新的事实，也就是处理尚未体现在现有理论中的事实的一个先决条件。如果这些知识是粗浅的和下意识的，那么它可说是一种坏的理论，但仍然不失为一种理论。举例来说，我至今尚未能说服自己，让我相信诸如利息的来源一类的问题是既不重要的，又不令人感兴趣的。这类问题可以被这样看待，但无论如何，那只是由于著作者的过错。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不久就能通过在货币与信贷方面，在利息方面，以及在经济周期方面的一些更加“现实的”研究，提供现在这里正感缺乏的详尽资料。

　　书中的论点，形成一个相互连贯的整体。但这并非由于有任何事先考虑周密的计划。差不多25年以前，当我开始研究利息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时，我并不怀疑这些课题将会彼此互有联系，并与企业家的利润、货币、信用等等有密切关联，而且这些恰好以当时的论点潮流向我显示的方式表现出来。但是不久就变得很清楚，所有这些现象—以及许多次要现象—都不过是另一个特殊过程所引发的事件，而那种将会解释这些现象的简单原理也将会解释另一个特殊过程本身。结论表明，这一批理论倒是对我们很有益地并可与均衡理论相对应，而均衡理论不论明显地或含蓄地曾经总是，而现在仍然是传统理论的核心。我最初使用了“静态”和“动态”这样的名词来表示这两种结构，但是我现在—依从弗瑞希教授—明确地不再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