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个方面来说，生产是由物质客体的物质属性和自然过程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就经济活动来说，正如约翰R26;雷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一个观察自然过程的结果同时对其加以充分利用的问题。社会生活的领域究竟有多少现象与经济学有关，是难以一言而尽的。根据人们熟悉或正在研究运用的理论类型，像物质收益递减规律这一理论，对于具体的经济结果来说，可能有很大意义，也可能没有什么意义。某一事实对于人类福利的重要性与它在经济理论中的解释作用方面的重要性之间，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们自然可能像有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在任何时刻都会被迫去把新的技术事实引进我们的工具中。

　　关于社会组织就不属于这一类，但作为处于经济理论领域之外的“社会组织”，如果只是作为技术事实的“依据”这一点上，社会组织却和技术事实处于相同的地位。

　　

　　事情的另一方面，即我们希望对生产的核心进行更为深入探究的研究，就是考察每一生产行为的具体目的。经济人在生产时所追求的目的，给生产的方法和数量打下了清晰的烙印。它必然会在给定的资料和客观需要的结构内决定生产“什么”和“为什么”生产，这一点并不需要提出论据来证明。这个目的只能是创造有用的东西，创造消费品。在一种非交换的经济内，它只是一个在制度范围内与消费结合的效用问题。在这种场合，每一个人都是直接为了消费，即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从事生产。对这种产品需要的性质和强度，在实际可能性的限度内，显然起着决定的作用。给定的外部条件和个人的需要是经济过程的两个决定因素，二者共同决定着结果。生产的直接目的是为了需要，可以说，生产是被需要拉着走的。就一种交换经济来说，在细节真实有效的前提下，情形也正好是这样。

　　生产的第二个“方面”—需要，使得生产一开始就是一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必须同生产的纯粹技术问题区别开来。二者之间有一种对立，这种对立是我们在经济生活中在一个企业的技术经理和商业经理之间的个人对立上常常看到的，我们经常看到，一方建议的生产过程的改变总是被另一方所拒绝。例如，工程师建议采用一种新的工艺，而商业方面的领导则以其不会为企业带来效益为理由而加以拒绝。工程师和商人都可能这样来表达他们的观点：他们的目的是在有效地管理企业，他们的判断就是来自关于这种有效性的知识。除了误解和对事实的不了解等因素外，判断角度的不同往往就来自这一事实：对于有效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有别于他人的看法。商人所说的有效性，其意义是很清楚的，指的就是商业利益。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他的看法：新机器所耗费的资源，如果用在别处，会得到更大的利益。商业领导人的意思是：在一个非交换经济中，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种改变不会增加需要的满足，而是相反，它只会减少这种满足。

　　如果事情果真是这样，那么技术人员的意思又是什么呢？他所想到的有效性又是怎样的呢？如果需要的满足是全部生产的唯一目的，那么把资源用在损害它的措施上的确就没有任何经济意义。

　　只要商业领导人的抗议在客观上是正确的，那么，他不听从工程师的话就是有道理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考虑在技术上使生产工具臻于完善所带来的快乐。事实上，在实际生活中我们看到，当技术因素同经济因素相冲突的时候，技术因素总得屈服于经济因素。但这并不能否定技术因素的独立存在和意义，以及工程师的观点的正确与健全性。

　　

　　虽然经济目的支配实际使用的技术方法，对于二者来说，搞清楚技术方法的内在逻辑而不过多地去考虑实际障碍还是很有意义的。举一个例子说明这点，可以使我们对此看得更清楚。假定一部蒸汽机在它所有的部件上都符合经济上的有效性，鉴于这种有效性，对它已经作了充分的利用，那么，通过更多地对它进行技术改造，对它的性能加以改善，使更多的有经验的人去操作它，可使其在实际上更好地被利用。然而，如果这样做不能得到好处的话，那这样做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也就是说，如果能预见到燃料的增加，原料的增加，技术的改进需要更聪明的人去操作，以及得到的好处会比花费的成本更大的话，这时的投入就要慎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