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以一种理性方式说明我们生活和思想的社会过程，它足以使我们不再脱离社会发展，而凭借着以往的经验去处理事务，同时也教导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些事务。但是，这种方式对于阐明自己的观点是很不完善的，所以，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这一现象本身，尤其是我们用来理解它的概念，特别是用来表示这种概念的文字，更须小心谨慎，因为文字的各种联系会导致我们走入歧途，朝着各种与我们的论证毫不相关的方向发展。与先验的先入之见，更确切地说，是从先验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思想，密切相连的，是对历史“意义”的各种探索。认为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甚至整个人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一致的、直线式的发展的假设也同这一样，是一种先验的东西。

　　

　　甚至像罗雪尔这样具有务实精神的人也会做出这种假设。从维科到兰普雷希特，无数的哲学家和历史理论家，以及众多才华横溢的人物，过去这样认为，现在仍然这样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以达尔文为中心的所有各种进化思想（这只不过是一种类比的推理），以及那些把动机和意志行为看成不仅仅是社会过程的反映的那种心理学上的偏见，也都属于这一类。但是，进化思想现在之所以在我们的学科中受到怀疑，特别是对历史学家和人类文化学家来说，还有另外的原因。除了对这种环绕着“进化”思想的不科学的和超科学的神秘主义的谴责以外，同时还包括了对进化思想浅薄涉猎的谴责。对于那些根据“进化”一词对事物发展的作用所做出的一般性判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完全失去了耐性。

　　我们必须抛弃这些东西，接着，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历史变化的事实。由于历史的变化，社会条件在历史时代中成为历史的“个体”。这些变化既不构成循环过程，也不构成沿着一个中心摆动的运动。社会发展的概念，是由这两种情况及其他的事实来限定的。每当我们不能依据以往的事态来充分说明一个给定的历史事态时，我们的确认识到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的存在，然而，这个问题又不是不可解决的。这一点对于个体的例子是适用的。例如，我们在理解1919年德国的国内政治史时，可以看出在这之前的一次战争对这段历史的影响。可以这样说，这种方法对于一般的问题同样是适用的。

　　

　　经济发展是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而经济史又只不过是通史的一部分，人们只是为了便于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由于历史的过程对于一件事情的经济方面的这种根本依存性，所以，不能简单地依据以往的经济情况去解释经济的变化，因为一个国家及其人民的经济状况并不仅仅是从以往的经济情况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历史的全部因果关系中产生出来的，所以，对于经济的解释和分析产生了很多困难。构成历史的经济解释的事实变得越来越少了，而这些事实正是经济解释的基础。如果原则上不是这样的，或者对这种观点不必表示赞成或反对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因为经济在一国人民的生活中占据了如此重大的地位，并形成或决定其余生活的一大部分，经济世界是比较独立的。因此，对于写一部经济史来说，这件事本身显然不同于写一部其他领域的历史，譬如说军事史。就这一点，还要加上另一个事实，即经济促进了对社会过程任何一部分历史的描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仿佛是由一群具有不同特性的人演绎的。在这一群体中，各种不同的要素成分一般并不直接影响一个部门的社会过程，就像一颗炸弹的爆炸只会“影响”那些碰巧在其中爆炸的房间里的那些东西一样，这种影响只不过是通过这个部门的数据和它的居民的行为去施加的，即使一个事件的发生像我们上面炸弹爆炸的比喻所表明的那样，它的影响也只是在主要有关的人们及一定的范围内发生。因此，就像关于基督教反改革运动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绘画的影响一样（对这种影响的描述仅仅是在艺术史上），关于经济过程的描述也都是在经济史方面，然而，实际上，经济发展真正的原因大部分是非经济的。

　　经济部门又是可以通过各种观点和方法去研究的，比如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观点和处理方法的范围的广度去表现，或者也可以这样说，根据它们所包含的理论的普遍程度去表现。从对13世纪尼德阿尔泰寺院经济生活性质的说明，到桑巴特对西欧经济生活发展的说明，其间贯串着一条逻辑上一致的长线，这条长线是连续不断的。像桑巴特的这种说明就是理论，并且的确可以称得上我们此刻所说的那种经济发展理论，但它不是本书第一章中所讲的那种经济理论，本书第一章中所讲的那种经济理论是从李嘉图的时?以来人们所理解的那种“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