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在其早已习惯了的循环体系中，均能迅速地进行合理的行动，因为他可以确信自己的行为根据，并且将得到所有其他人的与这一循环体系相适应的行为的支持，而这些人反过来也会对他所从事的合乎习惯的活动抱有期望。然而，一旦他必须面临一项全新的任务时，他就不能仅仅是单纯地这样去做。虽然在熟悉的渠道中他可以相信自己拥有足够的能力和经验，但一旦当他面临着创新时，他就需要来自其他方面的指导。也许他在自己熟悉的循环体系中可以称得上是顺着潮流在游泳，但如果他试图改变这种循环体系的固有渠道，他就是在逆着这个潮流游泳。原来的助力变成了当前的阻力，过去熟知的一些数据，现在都成了未知数。在超出了例行事务的范围之后，许多人就无法再向前迈进，而其他的人也只能用极度变化无常的方式去开展工作。那种把行为预想成是迅速的和合理的这一类假设，在所有场合里都是一种虚构。但是它会演变得与现实足够接近，如果人们能有充裕的时间去被迫认识客观事物的逻辑的话。在这种事情发生的区域之内，以及在它发生的限度之内，人们完全可以满足于这种虚构的设想，并在它上面进一步建立理论。因此，那种认为习惯或惯例或非经济的思维方式将会在不同阶级、不同时代或不同文化的个体之间形成天差地别的差异，以及认为例如“股票交易所中的经济学不适用于今天的农民或中世纪的手工匠”等等设想，就都是不真实的了。与之相反，类似的理论图景在其最广阔的轮廓与范围里是可以与文化完全不同的个体相适合的，无论其智慧和经济理性可以到达何种的程度。我们可以满有把握地认为，农民售卖他的小牛在本质上是与股票交易所经纪人出售他的股票一样精明和一样地懂得照顾自己的利益。但是，这种看法，只有在无数类似的先例在几十年间，并且在根本上已在千百年中付诸了实现，并且种种不适应的行为都已被消除时，才能被称作是真实的。如果在这个范围之外，我们虚构的假设就失去了它与现实结合的可能性。如果在那里还紧紧握住它不放，如同传统的理论所做的，就是试图把一种主要的东西掩盖起来，并忽略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事实比起我们虚构的假设与现实相较而出现的其他一些偏离来，存在着非常巨大的不同，它在理论上非常重要，无可取代，唯有通过它，才能够对那些没有它就不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做出解释。

　　

　　因此，我们在描述某一循环体系时，人们必须把生产手段的组合（生产函数）当作必要的数据，就如同自然的可能性只容许在边际上有微小的改动，而这也正如同每一个人在试图使自己适应于所处的经济环境的变化时所完成的那些改动一样，不必过多地偏离原来熟悉的路线。因此，根据同样的道理，新组合的实现也是一种特殊的职能，是这一类型的人所拥有的特权，而且他们的数量要比所有具有实现新组合的“客观”可能性的人的数量要少得多。所以，我们最后确切地认为企业家可以被称作是一种特殊的类型，他们的行为表现为一个特殊的问题，是推动大量重要现象产生的源动力。因此，要描绘我们的立场可以用三对相应的矛盾来作为特征。第一，用两个对立的真实过程，它一方面可以呈现循环体系或走向均衡的一种趋势，另一方面则可以呈现例行经济事务渠道中的种种变化，或从制度内部出现的经济数据的自发变化。第二，用两个对立的理论工具，即静态的和动态的工具。第三，用两类对立的行动，根据现实的情况，我们可以把他们描绘为两种不同类型的人物：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由此，从理论意义上判断的生产的“最佳方式”，可以做如下设想，即“在已经由检验的并且已经变得成熟的各种方法中的最有效的方法”。但这并不等于是当时“可能的”方法中的“最佳的”方法。如果人们不试图做出这种区分，这种概念就会变得没有丝毫意义，而正是这些尚未解决的问题，我们的解释即将为它们的解决做出贡献。

　　

　　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所讨论的关于行为和类型的种种特征，概括为一个精确的表述。在日常的举动中哪怕是一个最小的行动，也足以体现巨大的心智上的努力。如果每一个小学生都要通过自己个人的努力，去完成他所知道的东西和他所使用的东西的创造过程，那他就必须是一个心智上的擎天巨人。如果每一个人在每种场合都不得不重新创造那些指导他日常行为的种种规则，那他也就必须要做一个智慧和意志的巨人。不仅对于个人和社会生活中已历经成千上万年所产生的许多原则为依据的那些决定和行动来说，事情是如此，而且对于较短时期的和具有相对特殊性质的产品来说，事情也同样如此，这些产品是完成职业任务所必需的特殊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