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恰恰是由于这些事情，任务的完成根据这一点应当包含非常巨大的努力与积累，而一般却根本不需要个人作出特别的努力。这些本应当是特别困难的事情，实际的实施却特别容易；这些本应当要求具备超人的能力才能完成的事情，却也是最没有才能的人就能做到的，只要他拥有足够健康的心志。特别是，完成这类的日常的例行工作，无须领导的存在。自然，领导仍旧必须为人们规定任务、维持行动纪律等等，但这却是很容易的，这个职能是任何正常人都具备能力去学习和完成的。在大家所熟知的范围里，甚至领导别人的职能─虽然仍然是必需的─也只是一种像任何其他的工作一样的“工作”，没有特殊性，简直可以同看管机器的服务相比。所有的人都按照旧有的习惯去了解情况，从而能够推进和实行他们的日常任务，这些任务通常都由他们自己来把它们完成。“领导人”有他例行的日常工作，就像被领导者也有他们的例行工作一样，而他的领导职能只是去纠正那些与常轨偏离的行为。

　　

　　事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切知识和习惯一经获得，就牢固地根植于我们自身之中，就如同一条铁路的路堤已经牢牢植根于地面上一样。

　　

　　这些知识和习惯不必持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生产，而是被深深地放入下意识的底层。它们通常可以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的压力，几乎是不产生任何摩擦地一直传递下去。我们所考虑的、所感觉的或正在实施的每一件日常的事务，往往完全变成了自动自发的，而我们在有意识的生活中并不会感到它的累赘。但是，这里所牵涉到的在种族和个人中被节约出的巨大力量，并没有大到足以使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可以被视为是轻微的负担，并足以阻止它要求照样消耗平均的能力。但它已经足够巨大，可以满足普通的要求。类似的情形同样可以在经济的日常生活中看到。因此，就这一点我们也可以针对经济生活来作出这一结论，即在例行事务的界限之外，每走出新的一步都有困难，都包含着一个新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构成了领导这一现象的出现。

　　这些困难的特点可以集中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在这些旧有的习惯渠道之外，个人不拥有通常在渠道以内他非常准确地了解的那些可供决策参考之用的数据和行动规则。当然，他同样也要根据他的经验来进行一番预测和估计。然而，有许多事情必然是不能事先考虑到的，还有一些事情只能在非常广大的限度内才能确知，此外的一些事情也许就只能凭“臆测”而定了。特别是，个人努力想要改变的某些数据，以及他想要重新创造的某些数据，都可归之于此种情况。现在，他必须真正地在一定程度上完成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传统已为他做出自动铺垫的事情，也就是在每个微小的细节上对他自身的行为做出自动自觉的规划。这样进行的同时，相比于惯有的一类行动，存在着更多的自觉的合理性，而惯有的行动是根本不需要对这种自觉合理性做出反应的；然而这种计划必然不仅容易出现程度更大的错误，而且还容易出现习惯行动中所发生的错误之外的其他错误。凡是过去已经做过的事情，总是具有我们曾经看到的和经历过的一切事情的鲜明的现实性；而新的事情只是来自我们想象中虚构的设想。实现一个新的计划，和根据一个惯有的计划去实行，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就如同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路行走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一样。

　　

　　如果我们确信自己不可能去彻底调查计划中的企业产生的一切影响和反影响，那么，这是一件多么不同的事情就会显得更加清晰明了。即使人们拥有无限多的时间和资金，以至于那些影响和反影响可以在理论上得到确定，它们也必然在实际上仍然处于一种不可知的状态。这就有如一场军事行动，即使可以得到的所有数据并不在自己手边，也必须从一定的战略位置去采集一样，在经济生活的范畴里，即使没有在事先得到要做的事情的全部细节，也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这里，每一件事情的成功都要依靠直觉，也就是以一种尽管在当时不能确定而过后却可以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与分析事务的杰出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选择这样做所根据的种种原则，而却能把握住主要的事实并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全然彻底的准备工作，以及专业的知识、理解的深入和逻辑分析的才智，在某些情况下很可能会演变成失败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