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们如果能够更加准确地学会怎样去分析和理解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我们对事实就拥有更加全面的控制；事物可以进行简单的计算，而且的确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计算范围（具有时间和逐渐增加的合理化）越大，这个职能所表现的意义就越少。由此，企业家这一类型的人物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就必然要减少，就如同今日的军事指挥员的重要性已经减少了一样。不过，每种类型的人物的根本实质的一部分，则与这一职能是不能分开的。

　　

　　前面所说的第一点可以归于任务的方面，而第二点则应归于工商业者本人的心灵。作为一种全新的事物，不仅在客观上比完成一项已经熟悉的和已经经由验检的事情困难得多，而且一些人会觉得不愿意去尝试它，即使并不存在什么客观上的困难，他们也还是感到不愿意。在所有的领域都可以看到此类现象。纵览一下科学史，就可以明了地看到以下这一事实，那就是，我们总是极其不愿意接受一个新的科学观点或者方法。思想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到其旧有的轨道，尽管它已经变得与现实不适合，而更加适合的创新本身也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特殊的、不可抵抗的困难。固有的思维习惯的本身，以及这些习惯在节约能力方面表现出的作用，是建立在以下这一事实之上的，即这些习惯已经演变成为下意识的行为，它们自动地提供它们施以作用的结果，是不怕或者根本不受批评的，甚至是不怕或者根本不在乎其他偶然的事实与之发生的矛盾的。但是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它已经不再能够发挥用处时，它就变成了一种进步的障碍物。在经济世界里，道理也是如此。在试图尝试某种新事情的人的心里，习惯的力量正升腾起来，去反对和阻碍处于萌芽状态的新的规划或设想。因此，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在此时出现，以便进入存在于日常领域、范围和时间内的工作和牵挂中去，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奋力搏斗，并设法使自己认同它，把它看做是一种真正的可能，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般的空想。这种心灵上的自由把超出每天需求的巨大剩余力量作为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是一种特殊的并在本质上亦很稀少的东西。

　　第三点则在于社会环境对于想要做一些新事情的人所起的反响或反作用。首先作为反作用出现的，可能是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的障碍。除此之外，一个社会成员的任何偏离常规的行为，根据社会集团对这种行为的习惯程度不同，都会受到程度各异的谴责。即使在衣着和礼仪这些生活细节上偏离社会习惯的行为，也会引起反对，而在更严重的事情上自然更是如此。这种反对在新事物出现的原始阶段会比其他阶段更为强烈，即使到后期它也绝不会完全消失。甚至只是对偏离的行为感到震惊，甚至只是注意到它，也会对那些想要做新事情的人施加一种压力，而谴责则可以立即带来引人注目的后果。这种反对甚至可能造成社会的排斥，最后造成人身上的阻止和直接的攻击。无论是逐渐的分化会削弱这种反对─尤其是由于这种削弱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想要解释的发展本身，还是社会的反对在一定的情况下起到了部分作用，并对于许多个别人造成一种刺激，这些事实都不会改变反对的意义。超越或克服这种反对，经常是在常规生活进程中并不存在的特殊任务，这种任务对应的就会是一种特殊行为。在经济事务中，这种抵制首先来自于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其次则在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最后，难于赢得消费者也是一种表现。即使不管一个激情澎湃的发展时期已怎样使我们习惯于创新的出现和实行，上述的这些反对要素在今天仍然在发挥着作用。不过这些要素还是在资本主义初期去进行研究最合适，然而，它们在那里的表现是如此显而易见，以致我们对它们加以叙述的尝试，按我们的目的来说几乎是在浪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