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是一种特殊的职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才有了领导。这不仅仅是等级上的差别，与之不同的是，领导将存在于每一种社会实体中，无论这一实体是小还是大，这一职能的出现是同社会实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面提到的事实构成了这样一种界定，除了领导以外，其他大多数人本身并不能起到使事物快速解决的作用，必须有少数人的帮助才能做到。如果社会生活在所有方面都如天文世界具有不变性，或者说，如果社会生活可变的话，那么，这种可变性不能受到人类行为的影响，或者说，到了最后如果将会受到这种影响的话，这类行为也并不是每一个普通的人都能胜任的，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与普通工作相区别的所谓领导这种特殊的职能了。

　　

　　

　　只有在新的可能性表现出来的时候，需要领导的特殊问题才会产生，只有在这种特定环境下，领袖类型的人物方才会出现。这就是为什么在诺曼人的征服时代领导的才能表现得如此突出的原因了。而在普里皮亚特河流域沼泽地区，多少世纪以来，斯拉夫人生活在一种不变的和相对受到保护的环境中，此时，领导的才能表现得是那么的微弱。以上我们讲到的几点，可以说明构成领袖类型的职能和举止，以及作为领导的行为的性质，他的职能并不包含去“寻找”或“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由所有各种各样的人们丰富地积累起来，并不是由领导去创造的，这些常常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这些问题应该由科学家或文学作家去讨论。在其他场合，因为它们已经十分明显，有关这种可能性并没有什么新的要发现的东西。

　　我们再从政治生活中举一个例子。我们根本不难看出，路易十六时代的法兰西，社会和政治状况本来是能够得到改善的，从而可以避免路易十六统治的崩溃。事实上，许许多多的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当时没有人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使得他无法去做这件事，恰恰领袖的职能就在于“做这件事”，如果没有人去做，那么这种可能性就消失了。不管是短暂的，还是比较长久的领导，这一点对于所有的领导来说都是适用的。对于前者，即一个短暂的领导，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在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中，作为领导应当去做什么？一般来说这是十分简单的。对于某一事件，大多数的人或所有的人可能都看到了，但是在他们当中需要有一个人先讲出来，之后来加以领导，来进行组织，或者只用自身的行为来影响大家。这样的领导，如艺术领导或科学领导，作为一种榜样，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同时也在于通过他的行为给社会群体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群体跟在他后面走。因此，领袖们完成他们的职能，更多的是用他们的意志而不是才智，更多的是用“权威”，或“个人的声望”等等，而不是用创始的思想。

　　正由于这样，特别是作为经济方面的领导，必须同“发明”区别开来。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这种发明在经济上就起不到任何作用。无论实行任何方式和意义的改善，并使这种改善行之有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同他的发明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要达到这一要求需要具有与常人完全不同的才能。有时尽管一个企业家同时可能又是发明家，就像他们可能是资本家一样，但他们之所以是发明家并不是由于他们是企业家的原因，而只是由于一种偶然的巧合，反之亦然。此外，作为企业家的职能，需要的是一种付诸实现的创新，根本不是任何一种发明。因此，如许多作家所强调的发明，放在企业家的身上是不适当的，并且还可能会引起很大的误解。

　　

　　作为企业家式的领导，与其他各种经济意义上的领导（比如说在原始部落里或共产主义社会里我们可能期望看到的那样的领袖）不同，他们自然要带上其所特有的条件的色彩，丝毫没有作为其他各种领导特色的那种魅力。作为企业家，这种领导在于完成一种非常特殊的任务，这种任务只有在稀少的场合才会引起公众的想象力。为了领导的成功，更主要的与其说是他的敏锐和充沛的精力，毋宁说是他的某种精细，足以抓住眼前的机会。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了。“个人的声望”诚然不是不重要，不过，作为资本主义企业家，并不需要（一般也不会的）同我们大多数人心目中关于“领袖”的形象或看法相符合，以致竟然把他们看成是社会学中所说的领袖的那一类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