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通过“领导”生产手段进入新的渠道，他这样做的时候，不是用政治领袖的方式，也不是通过说服人们去相信、执行他的计划，或通过某些方式取得众人对他的领导能力的信任，他唯一要说服的或使之印象深刻的人，是那些将要为他提供资金的银行家，他是通过购买生产手段或那些为他提供资金的银行家的服务，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去利用。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说，实行领导，意味着吸引其他的生产者跟随他进入他的生产部门。但是，由于这些人是他的竞争者，所以，这些人将减少直到使他的生产没有丝毫的利润，从这点看，这好像是一种违背他自己的意志的领导。最后，他为这些人提供一种服务。然而，要想使那些人能够充分欣赏这种服务，就需要他对这件事情具有专家的知识，这同一位政治家的成功的演说或一位将军在战场上的胜利不一样，不是一般公众所容易理解的，他为这些人提供服务时还不能表现出他似乎是单为他个人的利益而这样做的，尽管有时这样做得很严重。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这种领导中，我们不会看到成为其他各种社会领导头上的光环。此外，加上每个企业家和企业家集团的经济地位的不稳定性，当他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地位时，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可以依靠，而只是作为一个暴发户在社会上活动，他的举止很容易受到嘲笑。所以，从这点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这种类型的人从来不受欢迎，即使是科学而严谨的批评家也常常只对他们一带而过。

　　

　　

　　最后，我们试图要用相同的方式来完成我们对企业家的描绘，这种方式就是我们通常在科学中和同样在实际生活中所采用的，即通过分析他们的行为的特别动机，以试图理解人们的行为。任何这样做的企图，必定要遭受到对经济学家侵入“心理学”领域的反对，这是很自然的，这种反对已经通过很多作家的描述成为众所周知的例证了。我们不能在这里讨论心理学与经济学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根本问题，而只是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对于那些在原则上反对把一个经济学的论证带入心理学的人，可以忽略我们将要说的话。因为我们的分析所导致的结果，没有任何一个会因为我们的“企业家心理学”而有所得失，或由于其中的任何失误而受到损害。读者会很容易看出，没有什么地方，也没有任何需要使我们越出可观察到的范围。那些不反对所有的心理学而只是反对我们从传统教科书中所知道的那种心理学的人，他们将会看到，我们并不采用有关“经济人”的某些历史悠久的说法。

　　在循环体系的理论中，由于这一事实使得考察动机的重要性大为减少，那就是均衡制度中的方程式可以解释为根本不包含任何心理的数值，正如帕累托（注：20世纪初著名的意大利籍经济学家）和巴龙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样。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非常有缺陷的心理学，对于结果的干预也比人们所预期的要少得多的原因。即使不存在合理的动机，也可能有合理的行为。正是这一点，使得我们一旦真正想要深入探究某些动机的时候，问题就显得不这么简单了。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习惯中，大多数人每天的所作所为，从他们看来，主要是从职责的观点去做的，是在执行一种社会的或神的指令。很少有人依据自觉的理性去行事，更少有人从享乐主义和个人的利己主义去行事，就算是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点，也是近期才发展起来的。可是，一旦我们把自己限制在一种经常的、一再重复的经济行动的范围之内，我们就可以把它同人的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欲望联系起来，其条件就是：我们要小心承认，这样定义的动机在强度上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的，且这一变动是很大的。正是社会形成了我们所观察的特殊欲望，考虑到某种需要，我们必须联系到那种当个人在决定他的行为方针时所想到的集团，包括家庭或任何其他比家庭小一些或大一些的集团。往往行为并不能迅速地伴随着欲望，而只是或多或少地与之相适应，个人选择的领域总是受到社会习惯或习俗限制的。然而，在循环体系的范围内，每一个人都要使自己适应于他的环境，以便尽其所能地最充分地满足给定的需要，包括他自己的或别人的需要。在所有的场合里，经济行动的意义就在于满足需要，如果没有需要，也就不会有经济行动随之出现。就循环体系而言，我们也可以把需要的满足看成是一种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