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要来说一说任职比较长久的领导。这样的人物，并不属于我们所说的类型。从某种意义说，他可以称得上是最理智的和最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已经看到了，实现一个新计划，往往比经营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需要更多的自觉与理性，因为新计划本身在执行以前尚有待于详加思考，予以制订，而经营原有的企业大部分只是在推动例行事务。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典型的企业家更加以自我为中心，同样比起其他类型的人来，这些典型的企业家不特别地依靠传统和社会关系，因为他的独特任务，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历史上讲，恰恰在于打破旧传统，创造新传统。虽然这一点主要是表现在他的经济行动上，但也可以推广应用于他的经济行动带来的道德上的、文化上的和社会上的后果。在企业家类型的人物兴起的时期也产生了功利主义，很自然，这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企业家的行为和他的动机是“理智的”，除以上所述之外并无其他含义。他的特有的动机也丝毫没有享乐主义的成分。如果我们把行为的享乐主义动机定义为满足一个人的需要的愿望，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让“需要”包括任何种类的冲动，就像我们可以把自我主义或利己主义定义为也包括一切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念一样。根据这一事实，后者也意味着自我满足方面的某种东西。这会使我们的定义变成同义反复。如果我们想要使它具有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它限制在能用货物的消费去满足的那种需要上，限制在我们期望能从它得到的那种满足上。如果说我们所定义的那一类型的人是基于满足自己的需要的一种愿望而行动，那就不再是真实的了。因为，除非我们假定我们所定义的那一类型的个人是为满足享乐所驱使，戈森规律的作用在工商业领袖方面就会立即使进一步的努力停止下来。

　　

　　经验告诉我们，典型的企业家只有当他们的精力已经耗尽，感到力不从心再也不能胜任的时候，才会退出舞台。这似乎并不符合一个经济人的特点，一个最为典型的企业家，他会把可能得到的结果同努力的反效用加以对比权衡，在适当时抵达一个均衡点，如果超过这一点他就不愿意再前进了。在我们的例子中，“努力”一词似乎根本没有什么分量，仅仅是一个让人感到是停止前进的理由。企业家类型的人的消费，显然是享乐主义的享受，他们的享受往往会成为用超过一定数量的收入去购买的那些商品的障碍，因为这些商品的“消费”是以闲暇为前提条件的。因此，从享乐主义来看，我们常常观察到的我们所定义的那一类型的人的个人行为就是不理智的。

　　这自然不能证明不存在享乐主义的动机。然而它指出了另一种非享乐主义性质的心理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对享乐主义的享受无动于衷时。在这一类型的人的突出代表者身上这种淡漠常常很显著，而这是并不难理解的。

　　首先，每个人心中都存在有一种获得某种地位的梦想和意志，想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一个个人的王朝。现代世界实际上并不容易找到这样的地位，但是工业上或商业上的成功可以使一个人达到这样的地位。这样一种最接近于中世纪的封建贵族领主的地位，对于现代人是可以企及的。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特别强烈。权力和独立的感觉，并不因这两者对所有的人来说只是一种幻想而有丝毫的损失。更仔细的分析将会引导人们去发现在这一类动机中有无穷的东西，从精神上的野心到趋炎附势，人们的行为无不是为了这一目的。这些不需要我们去细谈，只要指出这一点就足够了，那就是存在这样一种动机，虽然与消费者的满足最为接近，但却和它并不完全一致。

　　其次，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求得成功不是为了成功的结果，而是为了成功本身。从这方面来看，经济行为变得和体育运动很相似，比如拳击比赛，比赛中有金钱上的竞赛，但金钱上的输赢是次要的，无论如何，竞赛的胜者只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只有胜者才会受到重视。人们的消费、炫耀常常会成为大笔开支的动机，而不是作为对消费者货物本身的想望。我们又可以找到无数细微的差别，其中的一些，如社会野心，会渐渐变成第一类的动机。于是我们重又面临着一种动机，这种动机同上面所描述的“需要的满足”有本质的不同，换句话说，即同“享乐主义的适应”有本质的不同。

　　最后，每个人的心中都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办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的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一无处不在的动机，作为一种独立的行为因素，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比在任何别处都更为清楚地表现出来，一种强行表现的满足，为改变而改变，以冒险为乐事。这一类动机，在三类之中，是最明白不过地反享乐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