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第一类动机中，作为企业家活动结果的私有财产，才是使得这种活动起作用的必要因素，而在其他两类中则不是这样。特别是就相对的成功而言，金钱上的收益的确是衡量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而从为之奋斗的人看来，获得金钱的收益之外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那就是它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大都不会受他人意志的影响。

　　

　　这些以及其他伴随“渴望得到财富的”的社会机制的特点，使得难于取代它作为工业发展的动力的地位，即使我们摒弃它在创造一笔随时可以用于投资的基金中的重要性。尽管如此，第二类和第三类的企业家动机的确在原则上可以由社会的推动来使其实现，而不包含来自经济创新的私人利得。至于还可以提供什么其他的刺激，怎样能使它们工作得像“资本主义”的刺激那样，这些都是超出本书范围以外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被社会改革家所忽视，同时也被财政上的激进主义者完全忽视了。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不能解决，至少针对一定的时间和地点来说，是可以通过仔细地观察企业家活动的心理学去解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