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上面的这些说法无论怎样说也没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在每一本教科书中我们都可以找到有关信用重要性的问题，即使是再保守的理论家，也不会否认这一点：没有信用，现代工业的结构就不可能创立。在某种程度上说，信用使每个人都可以不依靠继承财产而独立行事，这一点使得经济领域中的有识之士能够通过借贷而获得成功，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正是通过这一途径，使信用和实现创新之间建立了联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而且不论是从推理来说，还是从已经证明的历史事实来说，这一点都是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最重要的，是排在第一位的。它正是从新的组合中捷足先登进入循环体系的，一方面，对于目前所谓的旧厂商来说，最初建立起信用是很必要的，另一方面，由于充分的条件，信用机制一旦建立起来就会占领原有的组合。这是因为，第一，从推理上讲，我们在第一章曾讲到，在通常的循环体系中，在一种既有的渠道内，借贷并不是生产上的一个必要的要素，不是没有它我们就不能理解循环体系的主要现象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实现新组合的时候，“供应资金”作为一种特别的行为是必要的，这一点在实践上也是和理论一致的，二者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二，为了生产的目的贷出或借入的人，在历史上并没有很早出现。资本主义前期的贷款者，只是为工商业以外的其他人提供货币。我们恐怕都知道这样一类工业家，他们认为向别人借钱就会失去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因此他们有意回避银行和汇票。资本主义信用制度在所有的国家都是从为新的组合提供资金而产生并从而繁荣起来的，尽管在每一个国家都采用了不同的方式，德国的合股银行业尤其具有这种特色。第三，当我们谈到通过“货币或货币代用品”的形式接受信用的时候，不会遇到什么绊脚石，由此我们肯定不会这样说：人们能用辅币、钞票或银行存款来进行生产，也不会否认人们需要的东西是劳动的服务，以及原材料和工具。我们现在谈论的只是获得这些东西的一种方法。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暗示过的，在这里的某一个方面，我们的理论同传统观点发生了分歧。在生产手段的存在上，传统的理论注意到一个问题，即这种生产手段对于生产过程（包括新开始的生产过程）都是必要的。因此，这种累积就变成了一种特殊的职能。但我们从根本上就不承认这个问题的存在。在我们看来，它完全是由于错误的分析而产生的结果。实际上它在循环体系中并不存在，因为后者的流动需要获得一定数量的生产手段作为前提。对于实现新的组合来说，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不论它们是已经在那里以所需要的形式存在着，还是首先必须利用在那里存在的其他生产手段去生产出来，毕竟后者需要的生产手段是从循环体系中抽离出来的。对我们而言，真正需要关注的倒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另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把生产手段（包括已在某些地方被使用着的）从循环体系中抽出来，并将其分配给新的组合。这里就需要信用来发挥作用。相对于循环体系中的生产者，想要实现新组合的人们可以利用这个方法，用更高的价钱在市场上获得所需要的生产手段。虽然这个过程的最终意义和目的是实现货物从旧用途转向新用途，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用货物去描述它，那就难免会忽视某种更主要的东西，而在货币和信用领域，只有依靠这些东西才能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形式─与其他类型相对比─中的重要现象。

　　

　　最后，沿着这个方向前进到第三步：如果相关的人正好手中没有足够的资金的话，用以购买新组合所必要的生产手段的钱从哪里来？传统的答案很简单：按年度增长的社会储蓄和可能按年度转变为能够自由处置的那部分资源可以提供。前者的数量在大战以前确实是足够多的，在欧洲和北美的私人收入总额中甚至有可能估计为五分之一，加上后者的数量（具体数字很难从统计上得到），从数量上并不能立即拆穿这一虚伪的回答。同时，实现新组合的全部工商业务范围内有代表性的数据现在也不能得到。但是，考虑到它的数量大小只能用以前发展的结果来说明，我们甚至可以不从总的“储蓄”开始。这其中的大部分并不是来自严格意义上的节省，也就是说不是来自对个人经常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那部分资金的节制，而是由基金所组成，这种基金本身就是成功的创新的结果，而且我们以后将会从这个结果中发现企业家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