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在小穆勒（即约翰R26;斯图亚特R26;穆勒，19世期英国经济学家）时代以前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并不能把资本家和企业家分开，因为100年以前的制造商就是两者的合二为一；只是以后的事态的进程促进了两者的区分，就像英国的土地所有制促进了农民与地主的区分一样，虽然在欧洲大陆这种区分偶尔仍被忽视，特别是在农民耕种自有土地的场合。但在我们的陈述中，仍然会有很多这样的困难。早期的企业家，不仅也是资本家，而且假如即便在特殊的场合也不邀请职业性的专家的话，他还常常是他自己的技术专家。在小企业里，今天仍然是这种状况。同样，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在，他常常都是他自己的买卖代理人、他的办公室的头目、他自己的人事经理。尽管他照例会雇用律师，有时在日常事务中他仍然会是他自己的法律顾问。履行部分或所有这样的职能，经常会占用他每天大部分的时间。作为一种职业，实现新组合不外乎是做出并执行战略上的决定，正是这种职能，而不是他的例行工作，使他具备了一个军事领袖的特点。因此，企业家的主要职能必然总是同其他种类的活动混在一起，而后者经常会比主要的职能居于显著地位。因此马歇尔（注：19世纪末创立新古典主义学派的著名英国经济学家）的企业家定义，就是只把企业家职能看做是最广义的“管理”，这自然会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而我们现在之所以不接受这个定义，是因为它没有把我们认为的企业家的主要特征表达出来，而实际上这些却是使企业家活动与其他活动从本质上分开的唯一重点。

　　事态的发展正逐渐使某些类型的人物特别显著地表现了企业家的职能。“发起人”就的确属于这种人，只是有些限制条件而已。暂且不管归于这一类型的人的社会和道德地位方面的联系，实际上发起人有时也只是接受佣金而参与工作的代理人，也许他会在筹资开办新企业和资金通融方面从事财务技术方面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是新企业的创立者，也不是这一过程的推动力量。然而，他也很有可能是后者，于是他看起来就更像一个“职业的企业家”了。

　　

　　现代意义上的“实业领袖”更密切地和这里所意指的相匹配，人们在以下这两方面都注意到了他们的存在：一方面，比如说20世纪威尼斯的商业企业家们，或者在后来的类型中产生的约翰R26;劳一类的人物；另一方面也有乡村的当权者，他们把诸如一家农村酿酒厂、一家旅馆和一个商店与他的农业及他的牲畜贸易结合起来。但是，不管是哪一种类型，每一个人只有当他在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他才算得上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一旦当他建立起企业以后，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他也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这是一条必然的规则。因此，任何一个人在他的几十年的经济活动生涯中，很难总是作为一个企业家，许多工商业者很少或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是一个企业家，哪怕是最微小意义上的企业家。

　　由于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来说甚至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能形成一个类似于地主或资本家或工人那样的从专门意义上划分的社会阶级。虽然企业家的职能可以帮助成功的企业家及其家人获得某种阶级地位，可以给一个社会历史的时代打上明显的标志，甚至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或一种道德的和美术的价值标准。但对于它本身，它并不代表着一种阶级地位，也不需要某种阶级地位为前提。由此可以获得的阶级地位也并不意味着一种企业家地位，企业家实际上是依据企业的资金如何使用、以土地拥有或资本家为特征的。对财产或个人品质的继承，都可能使阶级地位保持在一代人以上，或者使他们的子孙后代从事企业开发比较容易一些，但企业家的职能本身却是无法继承的。许多制造业家族的历史已经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但是，决定性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实现新的组合是一个特别的过程和一个特种“职能”的目标呢？每一个人都在尽可能完善地推行着他的经济事务。虽然他个人的意愿从来不会尽善尽美地实现，但是最后他的行为是由他的活动的结果对于他的影响所决定的，以便来适应在大多数时候保持稳定的环境。尽管任何一个企业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可能是绝对完善的，可是就周围的世界、社会的条件、时代的知识以及每一个人或每一个集团的视野而言，它完全有可能接近于相对的完善。新的发现被持续不断地增加到现有的知识宝库中，新的可能性持续不断地在周围的世界中产生。为什么个人不能尽量利用新的可能性，就像他利用旧的可能性那样，并且根据他所了解的市场状况，去养猪而不养牛？如果能看到更加有利的，他难道就不能选择一种新的作物轮种方式吗？有何种特别的新的现象或问题，不能在已经建立的循环体系中找到，而却能在那里产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