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谓战争就是打钱，从字面意义上讲可分为为钱而打和靠钱的多寡取胜两种意思，而发生在1840年那场为鸦片的贸易而开打的且一战就把中国人的内心打得自卑了几百年的战争，其因由自然属于前者。

　　据传，一百多年前，在英国伦敦的一家钢琴行里，一位刚从中国探险归来的钢琴商人，一时间被自己新发现的一个商机激动得不能自己，面对要游说的股东们，他的鼓励和激情超过了一般的政客：中国真是一片广茅富饶的土地，那里的人们靠卖茶叶和养蚕卖丝，日子过得就很是殷实，加上他们那些黄种人平日又很节简，人口又是那么多，只要他们平均10户人家买我们一架钢琴，那将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市场啊！我们运去的是一船钢琴，运回的将是整船整船的真金白银哪！

　　在说服同胞集资开掘中国的钢琴市场上来讲，这位英国的钢琴商是幸运的——很快便在充满着强烈的开疆拓土欲望的同伴中募到巨额的资金，接着便收购钢琴、雇佣船队。很快他便率领着以欲望和好奇为动力的船队浩浩荡荡地穿过怒波巨浪，向着那充满着神秘和诱惑的东方帝国挺进。

　　出水才显两腿泥。这位英国钢琴商和他的船队以及大批量的钢琴到了中国，却远没有他在英国集资时那么幸运了——任他施尽浑身解数，习惯了一箫一笛、琵琶胡琴的清国臣民根本对这种“奇淫技巧”的洋玩意儿不感兴趣，徘徊数月后，仅有一位传教士买走一架，这位不幸的钢琴商只好押着整整一船的钢琴原路打道回府。更为不幸的是欺软怕硬的海浪，在他的归途中，竟随波逐流地将他和他的一船钢琴吞噬海底！这便是百十年前那场发生在中英两国间的一厢情愿的民间国际贸易的结局。

　　相对于民间贸易的失败，中英两国政府间的贸易也处在自说自话的“拉郎配”阶段：在英国的报纸上，常常会有这样的“大跃进”式的思维，“数亿中国人的衬衫下摆，若都能引导他们在设计时增加一英寸，那么我们全国的纺织厂就能忙活上几十年！”。而在议院里演讲的议员们也浪漫得可爱：“中国人只要每人使用一顶睡帽，那么我们英格兰现有的棉织厂根本就不够用”……

　　然而当时的现状却是——沉浸在天朝大国的自给自足且自得其乐的中国人根本就不接受英国人万里迢迢运来的呢绒、棉布和各式各样的洋机器。而中国的茶叶、丝制品对英国人来讲已是必不可少的必须品，民众对这些物品愈来愈增加的需求，愈来愈给英国政府增加了由于贸易逆差所带来的压力。

　　面对英国耗资巨万漂洋过海频频前来要求开埠贸易的外交使团，我们的“真龙天子”康熙、乾隆和嘉庆们的回答竟是：“大皇帝君临万国，恩被四表，无论内地外夷，都是大皇帝的百姓，即使西夷的钟表大呢羽毛之类，并非中国必需之物，但准其前来通商，不过是大皇帝垂怜外夷子民，一视同仁的恩典。”

　　“天朝恩准各国前来贸易，赐惠大矣，应谕知各国官目商民，只可感恩向化，不可贪欲无穷，节外生枝”。

　　“钟表、大呢之物，并非天朝必需，而茶叶、生丝，则你国不可没有。既知天朝垂惠于远人，安可欲心无足？” ……

　　直到历时六个月又二十天才来到中国的英王特使阿美士德勋爵，在中国因礼仪问题而碰了一鼻子灰后，他向英国提出了对付中国的三条路径：一、武力强迫中国据合理的条件管理贸易；二、绝对服从大中国所制定的一切制度；三、根本放弃交往。（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交往卷1第53页》）

　　进而，大英帝国这个相信血腥扩张领土即是扩大经济版图和税收来源逻辑的“日不落帝国”的兵卒，用毛瑟枪挑着大烟灯，用军舰押送着大批的鸦片，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贸易口岸和民众的心里底线。

　　最终，中国这块神秘丰裕的土地，成为英国殖民者信手抓取的大钱袋和流水线工业品的大市场。至此，一切中英贸易自然发生了可以想见的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