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明显的莫过于1980左右，从中央到地方层出不穷的“赛猪会”：每逢国庆或者什么重要的庆典节日，各地都会给当地喂的最肥的猪披红插花，抬到游行队伍中去显摆。当时在农村传播最多、也最能振奋人心的便是“某某村某某人养的猪都快精了，超过了800斤或者1000斤！”

　　原本在农村生产队集体喂养的100多斤重就称得上肥大的猪，转眼就变成几百上千斤一头，这种变化对农民的收入和生存方式都起到根本性的转变。此点，1980年代初流行于关中农村的民谣：“一辆车子两个筐，收入赛过胡耀邦”便是佐证。这其中的“一辆车子两个筐”，指的就是当时农民用自行车将自己吃不完的猪肉驮到西安或附近的城镇农贸市场去搞短途贩运，而“赛过胡耀邦”更是精神解放与个性张扬的显证！而此间不但包含对财富的肯定与认同，而且仅是三两年前，谁若敢讲什么超过毛泽东或者华国锋，那注定是要杀头的反革命口号或标语！仅此，我认为就是那一个短暂的时期，对广大农民甚至整个中国来讲，都不失为一个较为舒畅的“艳阳天”。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2003年1-5月份我国猪肉人均消费量为每月1.78千克，占肉禽类消费比重的62.23%。有着十三亿人口的中国，每年人均消费口粮两百多公斤，蔬菜一百多公斤，肉类二十多公斤，食品安全不但事关十三亿人的福祉，而且其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对国民经济的直接影响力也不容忽视。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肉类产品的产量也开始令世界瞩目：1980年猪肉产量已占国内肉类总产量的88.8%；1985年中国禽蛋产量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禽蛋第一生产大国；1990年肉类产量又开始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肉类第一生产大国。而从1988年到1998年的10年间，中国肉食消费量增加了一倍多，人们戏称：中国人已开始由“食草性动物”向“食肉性动物”集体过渡了。

　　也许凡事都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吧，随着生猪产量的逐年增长，人们对猪肉的需求也开始由“爱肥嫌瘦”向“爱瘦嫌肥”转化，仅以首善之都北京为例，在1960年代，肉肥膘厚的为一级猪肉，每斤0.95元。肥膘中等的为二级，每斤0.84元, 肥膘在一厘米以下的为三级，每斤0.75元。等到了1980年代初，当北京的肥肉价格还高于瘦肉时，可当时香港的瘦猪肉已卖到11块港币一斤，而肥猪肉却降到0.8元一斤，其间价格差为10多倍！这和眼下北京市场一斤瘦猪肉一般在8元左右，而每斤三、两块钱的肥猪肉却少人问津一样！这是多么大的价格变化。

　　而养殖一头瘦肉型的猪，从畜种到成猪，其成本要比养殖一头普通型的猪高出许多，仅购买良种猪的花费与相对长的养殖期就使得不少养殖户无法承受。而瘦肉精每千克成本只有1600元左右，而卖出价却高达2500元，且用了药的猪毛色光亮，臀部肌肉饱满发达，生猪卖相非常抢眼，而屠宰后的猪肉由于瘦肉精的蓄积，色泽鲜红诱人，十分抢手，为市民所青睐，由于销售市场“瘦肉”走俏，一些商贩和调运户来到了产区，指定要收购喂养过“瘦肉精”的瘦型猪，有的携带“瘦肉精”直接与养殖户联系，并承诺喂养过“瘦肉精”的生猪收购价每公斤提高约0.1元（每头猪约20元），市场需求和利益驱动，使得一些兽药饲料经营单位和部分养殖户开始非法经营、使用“瘦肉精”了。用“瘦肉精”把一头普通猪催变成瘦肉型猪，前后只要10-20天左右的时间，成本仅8块钱，净利却高达22块钱，利润率为275%！这就应验了那位大胡子的犹太哲学家马克思已被引用烂熟了的名言：一旦有了适当的利润，资本就会大起胆来，如果有了10%的利润，它会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会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会铤而走险；有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人间的一切法律；为了300%的利润，它就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甚至绞首的危险。而“瘦肉精”的利润率距离马克思框订的杀头线仅仅差25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暴利驱动，你说其发展和流传怎么能不疯狂且变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