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R26;施密特是为数不多的穿正装的与会者之一。他走到演讲台前，热情洋溢地欢迎我们：“这是你们的公司，欢迎你们！”这个开场白很不错，我很少在其他地方听到（或者感受到），除了有一次在伯克希尔R26;哈撒韦公司。

　　50岁的施密特看起来有点像淘气阿丹①，但是他却长期指导着Google两个三十多岁的创始人塞吉R26;布林和拉里R26;佩奇，提醒他们专注于那些让Google很快风靡全球的好想法。公司10年前成立，那时候布林和佩奇还都是旁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他们创建了这个搜索引擎，开始执著地想利用它来搜遍天下。

　　Google开始上市之前好几年，已经是全世界领先的搜索引擎，每秒钟在处理2 500个搜索了。当时，投资者们早就期待公司的首次公开募股了，他们惊讶于Google的受欢迎程度，而且不知不觉就能赢来巨额广告利润。然而，布林和佩奇对正常的首次公开募股程序很是担心，因为这样一来，原始股就都被收入颇丰的投资银行家们瓜分了，而且他们会把股价抬得很高。理论上，价格反映了专家对该公司产品需求的预期。然而，很多时候，股票价格会被人为设得很低，这样一来，公司一旦上市，稍有投资者买入，股价就会立刻上扬，而大股东就可以迅速从中获益。Google的创始人却坚持要求用一种更公平合理的方法，最后选定了拍卖，这样每个人都可以报出他们认为可以付的价钱，所有要发行的股份会被高低不等的价格买走。华尔街却认为这个主意不怎么样，开始对Google恶言相向，说布林和佩奇不够成熟，而且暗示说他们如果知道什么是好的，就应当走“常规”道路。这些批判使得Google的原始股从最初预计的每股200美元跌到每股85美元。尽管如此，Google创始人还是笑到了最后：几周的工夫，股价就涨到了200美元，而不到一年又直线上升到400美元。

　　“我会尽量把会议的正式部分缩短些，”施密特说，“这样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项，比较有趣的问答环节了。我希望我们有精彩而激烈的争辩，顺便说一句，希望你们喜欢刚才提供给你们的午饭。”毋庸置疑，屋子里立刻掌声雷动。

　　首先，施密特向大家一一介绍了公司的主管人员和董事会成员。介绍到布林和佩奇的时候，他笑了，很明显他们感情很好，“他们就是Google的两位创始人，不用我多介绍了吧？”技术总裁布林和产品总裁佩奇坐在前排，布林穿了一件黑色T恤，他看着比夏威夷电力公司那些穿着统一的夏威夷T恤的主管们要顺眼得多。

　　形式化的人员任命以及对职工优先认股计划的修正这两项议程很快就讨论完了，而且很不痛不痒。这让我们想起公司运营中的另一个问题，小股东总是希望废除Google两层并存的持股模式（这种模式图西糖果公司也是有的）。砖匠和泥铲贸易国际养老金基金这次派来参加Google股东会的代表是三十多岁的杰克R26;麦金太尔，他建议说，Google既然因为它“十分民主的软件”风靡全球，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投票模式，因为公司创始人们持有的股份比起普通股民们持有的股份（就像我这种），可以获取更多的投票权。

　　麦金太尔先花了三分钟表扬公司，说自己“并不是站在Google的对立面上”，他也学着Google的风格，发言的时候措辞简洁，且幽默友好，甚至在他责问布林和佩奇明明只持有31%的股份却拥有66%的投票权的时候，称呼的还是他们的名字“塞吉和拉里”以表示亲切。“这是很讽刺的事，”麦金太尔说，“贵公司凭借集体智慧成功，但是却完全不尊重小股东们的智慧。”

　　后来这件事情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纽约时报》和道琼斯，他们讨论的结果依旧是自由依赖于把投票权保留给一小部分股东—比如说创始人以及他们的亲戚。这种事实情况的存在其实和小股东提案这种模式是矛盾的，因为除非那极少数的有投票权的人同意你们的意见（这不大可能），否则任何提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股东民主也就只是到这个程度罢了。

　　麦金太尔最后说，“我们知道今天不能赢，但是我们就是想把这件事情放到台面上来。”

　　他是对的。大概一分钟后，初始投票结果公布了，不出所有人的预料，提案没有通过。

　　我发现在我参加的股东会中，大约三分之一都有劳工协会代表参加。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代表本公司的在职或离职员工参加股东会，为的就是调节劳资关系，比如，好时公司和杜邦公司当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然而，在花旗集团的股东会和Google的股东会上，这些集团代表关注的是投资问题，期待争得更多协会抚恤金。事后，我跟麦金太尔聊了几句，他的回答一针见血：协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群激进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