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8—1949年的冬天,亚洲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了中国的半壁江山。这时的中共已经对整个亚洲局势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引起斯大林的极大关注。以至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Vyshinskii)在1949年初给科瓦廖夫的电报中指示说:“从现在起,任何有关中国的事务都要直接与菲利波夫(Filippov)同志联系。”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32.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称。但此时,斯大林对于中共取得政权后将采取怎样立场以及会走上什么道路却一无所知。
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抱怨态度和试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泽东,苏联政府已经向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和满洲里的领事下达了如下指示: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00,лл.129—130。转引自Тихвинский,Путь Кита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с.460。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斯大林一再推迟毛泽东访苏的日程,其主要考虑就是惟恐“走漏风声”,西方无疑会以此大做文章。见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未注明日期),АПРФ,ф.3,оп.65,д.606,лл.1—17。转引自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с.101。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908页。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
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1948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致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肯尼斯R26;雷、约翰R26;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第263页。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0页。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在1949年2月16日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中,斯大林非常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抱怨态度和试探心理。斯大林通知毛泽东,苏联政府已经向苏联驻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和满洲里的领事下达了如下指示:鉴于我们还没有同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关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以及中国解放区民主政权机关要求所有的外国领事馆在未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前停止自己的活动,我们命令你们:
1.在下达专门的命令以前,停止领事馆的一切正式活动,并视领事馆的所有工作人员为非官方人员。
2.当民主政权机关的有关负责人或外交部特别授权的人拜会你们时,你们只能通过领事或副领事与地方民主政权机关保持非官方的关系。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00,лл.129—130。转引自Тихвинский,Путь Китая к объединению и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с.460。
显然,斯大林急于了解中共的基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尽管担心与中共直接接触会引起美国的强烈反应,斯大林一再推迟毛泽东访苏的日程,其主要考虑就是惟恐“走漏风声”,西方无疑会以此大做文章。见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未注明日期),АПРФ,ф.3,оп.65,д.606,лл.1—17。转引自Ледовский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с.101。斯大林还是决定派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Mikoyan)秘密访问中共中央的驻地西柏坡。
米高扬出行前,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还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即他们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的和谈建议这一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看法。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面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陈兵长江的危急局势,要求美国、英国、法国和苏联出面调停国共关系,实现和谈,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毛泽东的既定方针是“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政府”。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1月6日,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908页。斯大林的考虑则有所不同,他担心美国会对亚洲局势的迅速变化进行公开干涉。
如上所述,苏联大使罗申早在1948年就已经着手进行调停工作,以致美国驻华大使都有此估计。1948年12月1日司徒雷登致电美国国务卿称:“时局的发展非常有可能出现停战,并恢复和谈。据未证实的消息,苏联大使到时将在国民党控制华南、共产党控制华北以及美国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利的条件下出面调停。”肯尼斯R26;雷、约翰R26;布鲁尔编:《被遗忘的大使》,第263页。
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事前已经向苏联表明了中共的态度。他在1948年12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和平谈判我们一定要进行,但我们不同国民党政府谈判,我们只是分别同有实力的地方政府和部队的代表谈判,同他们或者是谈判停战,或者是谈判起义的条件,我们正在同北平的、军事力量雄厚的傅作义进行谈判,而且有希望得到和平解决。师哲口述、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第370页。
斯大林在1949年1月9日收到南京政府的照会后,立即于次日致电毛泽东,其电报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莫斯科并不想拒绝出面进行调停。斯大林首先指出:“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有鉴于此,斯大林提出了苏联准备的如下答复:苏联政府过去赞成,现在仍然赞成在中国结束战争,实现和平,但在同意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政府希望了解另一方,即中国共产党方面是否同意接受苏联的调停。因此,苏联希望另一方——中国共产党也能被告知中国政府的这一和平之举,希望能就苏联充当调停人一事征得另一方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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