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葛罗米柯(Gromyko)向斯大林建议,既然中国人谈到担心毛泽东和周恩来同时出访可能影响工作,苏联可以表示尊重中共自己的选择。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请示,1949年11月12日。АВПРФ,ф.07,оп.22a,п.13,д.198,лл.29—30。这实际上是暗示只要毛泽东一人来访。上述情况说明,毛泽东将要与斯大林进行对话的主要内容,双方事前已经说得一清二楚,根本不存在误会的问题。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г.,№1—3,с.88。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Федоренко Н.Т.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Цзэдун,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2г.,№5,с.100。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
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关于这个话题,根据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他还对斯大林说:“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答道:“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见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恩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作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总之,毛泽东去莫斯科的目的,一是要尽量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二是要与苏联结成同盟,并以一个新条约的形式表现这种同盟关系。然而,毛泽东对于这次访苏的结果却完全没有把握,因为斯大林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只身前往,一方面给斯大林祝寿,一方面了解莫斯科的底牌。为了强调这次访问的重要性,引起斯大林的注意,毛泽东在12月3日召见科瓦廖夫,特意告诉他,对于毛泽东访苏,中共是有压力的。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党派在一次会议上反对这次出访,因为按照传统,一向是“外夷”来朝拜中国皇帝,而不是相反。他们还认为,毛泽东访苏会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并失去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г.,№1—3,с.88。毛泽东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他的访问的确是很不顺利的。有俄国学者认为斯大林与毛泽东从一开始“就彼此理解对方了”,关于条约的谈判“平静地达成了一致意见,没有什么分歧”。Федоренко Н.Т. Сталин и Мао Цзэдун,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2г.,№5,с.100。但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对话在一开始便遇到了障碍。
毛泽东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6个小时之后便与斯大林举行了正式会谈。根据俄国档案中的会议记录,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第一次对话便在两个重要问题即中苏条约和解放台湾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在中苏条约问题上,双方虽然都表示可以让步,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取得一致意见。
在解放台湾问题上,苏联则拒绝直接向中国提供援助。
当毛泽东刚讲到中共中央在刘少奇访苏后研究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问题时,斯大林立即接过来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他强调,“苏中之间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这个条约的,该协议规定了条约中最重要的几项条款(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问题等等)。这就意味着,上述条约的缔结应该说是得到美国和英国同意的。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在小范围内决定暂时不改动这项条约的任何条款,因为哪怕改动一款,都可能给美国和英国提出修改条约中涉及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等条款的问题提供法律上的借口,因此要寻求一种可行的办法,在形式上保留,而在实际上修改现行条约,即形式上保留苏联在旅顺驻军的权利,但按照中国政府的建议,撤出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长春铁路,在此情况下,考虑中方的愿望,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协议的有关条款。”
既然斯大林已经抢先说出了苏联决定暂时不改动条约任何条款的意向,毛泽东也只得表示可以保留“长春铁路和旅顺的现有状况”,“眼下不必修改条约”。但同时指出,“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关于这个话题,根据中国的材料,毛泽东在12月18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到,他还对斯大林说:“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和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斯大林答道:“原条约是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须作相当大的修改。”见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18页。毛泽东接着便提出“是否需要周恩来前来莫斯科解决条约问题”。因为毛泽东在此前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讲明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任务就是签订条约,所以提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是坚持要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对此,斯大林显然不高兴地回答说:“这个问题您必须自己决定。可能需要恩来解决其他一些问题。”会谈记录表明,在中苏条约的问题上,虽然双方都表示可以作出让步,但苏联希望维持旧条约而中国坚持签订新条约,这一分歧是明显的,只是双方都没有把话说透,都想保留外交上的回旋余地而已。
在谈到建立海军的问题时,毛泽东并非无意地顺便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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