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决策条件：对美国和中国反应的定位(7)

　　第二，中国不希望这个时候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紧张局势，贾丕才的回忆证明：苏联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对金日成的主张。见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147。因为中国军队大部分都集中在南方，当时在东北的部队加上集体转业进行开荒的42军总计不足20万人，而在东南沿海为解放台湾已经调集了16个军。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第16页；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67—69页。

　　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斯大林在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对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措施。

　　其一，考虑到在中国要求苏联援助解放台湾的同时，在莫斯科很难说服毛泽东同意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在与金日成最后商定之前，不能征求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意见。

　　其二，考虑到中共在亚洲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希望将来中国为朝鲜问题承担责任，斯大林在与金日成商议并做出决定以后，需要向毛泽东转达这一决定，求得中国的同意。

　　其三，考虑到中国正在加紧准备进攻台湾，以及在美国不干涉朝鲜军事行动的情况下不需要中国介入，斯大林对于在朝鲜半岛采取军事行动的具体内容和计划，丝毫也没有向中国透露。一位前北朝鲜高级军需官回忆说，在战争爆发前，所有苏联援助的武器都是从海路，而不是通过中国铁路运抵朝鲜的，这样做的特别目的是不让中国获知朝鲜的准备工作。见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p.153、163。

　　朝鲜战争是中苏结成同盟关系后第一次面临的最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是对这一同盟关系最重大的考验。而斯大林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表明他对毛泽东是缺乏信任的，同时也反映出这一联盟中隐含的裂痕。

　　实际上，在考虑改变对朝鲜半岛的政策时，斯大林对于这位新的盟友有两点担心：既担心毛泽东在事前反对莫斯科的决定，又担心局势发生困难时毛泽东会置身事外，不听从莫斯科的指挥。所以，斯大林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如此周密的考虑和安排，这样，不但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决策被顺利接受，又可以保证苏联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显然，如果战争进展顺利，即使失去东北，其结果还是可以保证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如果出现危机和困难，则有中国这个盟友来承担责任，其结果同样可以实现苏联的既定目标。

　　一句话，保证苏联本身在远东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同时又避免在这一地区与美国发生直接的武装冲突，这就是斯大林在考虑对朝鲜问题进行决策时最基本的出发点。顺便应当指出，这里对斯大林改变远东政策的动机的判断，主要是在分析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进行推论而得出的，目前还没有发现能够证明这一判断的直接的文献证据。不过，还应当指出的是，在历史研究中，对于像苏联这种政治体制下国家领导人作出重大决策的动机，往往无法找到直接的文献证据。即使有了确凿的文献，也很难说那白纸黑字就体现了决策者的真实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