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越来越老了，加上国务缠身和内宠过多，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而他辅佐的万历帝，一天天长大进入青年时期。

　　此时，张居正的权力和威望正处于鼎盛时期，尽管他对下僚越来越专横，但作为一个识穷天下、读通经史而又在宦海浮沉三十余年的首相，站在人生的顶峰，强烈地感觉到一种危机感。卸磨杀驴、鸟尽弓藏、功高震主，这类典故历史上不知有凡几，他不得不考虑自己和家族的未来。

　　万历六年他回家葬父时，皇帝担心他在家盘桓过久，一天之内下了三道诏书让他尽快回京，——如此急迫真如当年宋高宗十二道金牌令岳飞回京一样，只是张居正回来是辅政，岳飞回来是等死。如此旷代恩荣，张的门生、湖广巡按朱琏要在江陵建一个“三诏亭”以示纪念，张居正去信阻止，他很明白地对这位官员说，建三诏亭，情意甚厚，但是他日情势一变非同今天，高台倾覆，曲池填平，我的宅第也许都不存在了，这个亭子不过是五里铺上一个普通的接官亭，到那时谁能说见过所谓的一日三诏之事呢？

　　万历八年，皇帝已经虚岁十八了。张居正想到激流勇退，他上疏请求退休，恳切地说：“每自思维，高位不可以久窃，大权不可以久居”，然后解释自己以前因为时机未到，不敢突然乞休，现在中外安宁，皇帝已经大婚，也行了耕藉和谒陵大礼，圣志已定，圣德已新，朝廷忠贤济济，意思是皇帝完全可以自己亲自处理政事了。但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内心自信而骄傲，尽管他明白功成身退的大道理，但言语中不由得流露出自己的个性，这种细节把握是最难的，他在这道奏折里说：“臣于是乃敢拜手稽首而归政焉。”

　　注意，张居正说的是“归政”而不是普通的“乞休”，他在万历初年厉行新政时，一个很重要的措施就是“核名实”，中国人讲究名实相符，讲究正名，因此特别喜欢在字眼上做文章。所谓归政就是把执政的权力还给皇帝，这就意味着他认为在此之前，他并不是普通地辅佐皇帝，而是代替皇上发号施令。万历年间的沈德符注意到这个细节，他说曾经有人当面奉承张居正的相业，张居正大咧咧地说，我非相，乃摄也。“相”是宰相辅佐帝王，“摄”就是行摄政之实。沈德符就此评论，千古至今，明确据摄政之位的只有周公姬旦和王莽，难道今天能有第三个？沈氏认为张居正自言“归政”，俨然把万历帝当成周成王。而张居正因骑虎难下，终于不免霍光和宇文护的下场。（《万历野获编》）霍光在西汉时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又辅佐汉宣帝，执政二十余载。霍光死后，霍家被汉宣帝找个理由惩治，几乎灭门。宇文护先任西魏大将军，后拥立宇文觉建立北周，柄朝政数年，结果被皇帝所杀，全家下场很惨。

　　万历帝五岁就开始读书，在文学和书法上修养极高，成年的他不会不明白这个典故，心里能舒服么？我们知道姬旦以天子的叔父摄政，尚且不免“周公恐惧留言日”，而另一个摄政，“王莽谦逊未篡时”，到底是篡了女婿的帝位。明朝以后的清朝，也有过两位摄政王，一位是顺治的叔父多尔衮，多尔衮死后其家族的下场和张居正一样，还有一位是宣统皇帝的生父载沣。

　　尽管实质上张居正是“摄政”，但中国的许多事情，做得而说不得，他自己却说出来了！

　　张居正当权的时间太长了，皇帝还没有做好其“归政”的心理准备。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年轻的皇帝还没能“断乳”。第一次张居正请求退休时，皇帝明确拒绝。张居正接着再上第二道奏折，没有要求彻底淡出政坛，只希望暂时休息一下，内阁大权委以他人，“但乞数年之间，暂停鞭策，少休足力。”而且表示如果国家有大事需要效劳，自己还没死的话，皇帝尽可驱使。

　　十八岁的万历帝血气方刚，未必不想亲政，一展身手，如果张居正继续坚持退休，照万历的个人意思，很有可能同意。最后否决张居正退休要求的是万历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这位在山西民间长大的女人，比起长在深宫之内的儿子对世态国情了解得多，她被选为宫女，没想到有机缘承恩，生了包括万历帝在内的两个儿子，那个年代妇女要有地位主要靠肚皮争气，而在三千佳丽充下陈的皇宫，一个宫女给皇帝生了个儿子，真是上天的眷顾。她看得出要治理好这个庞大的帝国，年轻的儿子比起炉火纯青的张居正来说差远了，张居正还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而在明代的制度和文化约束下，不可能出现曹操那样的宰相，一个科甲出身的首辅取而代之的可能性极小，再威权震主也威胁不了自己儿子的皇位。至于张居正要退以自保的想法，对一心只希望儿子江山稳固的太后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