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通的办法不是没有。其实李书福完全可以像科龙一样找一家机关挂靠以获得保护，或者挂上当时很流行的“横向联合”的牌子。到1989年，李书福已经开始为青岛红星电器厂做贴牌生产，其实只要再向前走一步，暂时挂上一个青岛红星厂台州分厂的牌子，他的工厂可能就保留下来了。青岛红星电器厂是一个老资格的国营工厂，他们是有定点生产厂资格的。但这些都不是李书福当时所能想到的事。那么多变通的方法他一个也没有想到，而是选择了把这个厂关掉，和四兄弟散伙，自己一个人去了深圳上他一直没上过的大学。

　　从对北极花电冰箱厂的处理手段，我们看到了一个执拗的李书福。对于中国企业界来说，也许北极花继续存在下去，中国很可能会多一个家电业厂家，那样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一个汽车“狂人”李书福了。而从另一个方面说，这次在政策红灯前的回头，使李书福在一定意义上重新变成了一个商人，他在北极花冰箱厂所表现出来的企业家行为受到了打击。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试图去赚房地产投机的钱了，那一次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失败。在所有的公开场合，李书福只说起过他去海南炒过房产亏损了几千万。这个数字放在任何一个企业家面前都不是一笔小钱。海南的房地产泡沫是当时中国的一件大事，也许未来的中国汽车行业应该感谢海南房地产泡沫的及时破灭为这个行业保留了一位高度戏剧性的参与者，因为从海南回来以后，李书福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自己：“我只能做实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