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使美国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自然会被一些中国人看到听到，并且开始影响一些在当时就有观察全球动向能力的中国人。虽然中国还处于连绵不断的战火之中，虽然随着国门被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炮火洞穿之后，世界的变化可以被一批中国人看到听说，但是由于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处于高度不稳定的状态，谈不上什么工业，所以虽然慈禧之后汽车也在中国出现，但使用者都是达官贵人，车也都是进口的。在美国汽车工业巨大的变化之下，中国自然也会有人试图尝试。中国最早制造的汽车是1929年5月在沈阳问世的民生牌，由张学良将军掌管的辽宁迫击炮厂制造。当时张学良让民生工厂厂长李宜春从美国购进瑞雪号整车一辆，作为样车。李宜春将整车拆卸，然后除发动机后轴、电气装置和轮胎等用原车零件外，对其他零件进行重新设计制造，到1931年5月，历时两年，终于试制成功我国第一辆汽车，命名为民生牌75型汽车。

　　张学良的汽车梦想很快因为抗战的烽火而熄灭，但是被张学良送到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展览的民生牌汽车却在另一个中国人心里埋下了种子，这个人叫支秉渊。

　　支秉渊，1897年2月18日生，浙江省嵊县富润乡支鉴路村人。1915年他进上海南洋公学电机科，被当成是支鉴路村的一件喜事。不少乡亲往“长亭”送别，使近弱冠之年的支秉渊深受感动，立志要学有所成报效国家。经过数年寒窗苦读，获电机工程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支秉渊被聘为上海美商慎昌洋行实习工程师、工程师，负责发电机组、内燃机、水泵、压气机等机器设备的销售业务。在此过程中，他参加安装了不少机器，建了若干个发电厂，熟悉了所经办机器的基本知识、安装和使用的方法。1925年他在上海泗烃路6号设事务所筹办新中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现上海新中动力机厂）。“新中”寓有“新中国”之意，反映了支秉渊等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振兴民族工业的志向。他以企业为根基，以对外经营为窗口，实现“实业救国”的远大抱负，开始仿制、试制一系列机器产品，承接设计一系列工程项目，从而登上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舞台，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机械工程专家。由于支秉渊等人热衷于研究开发新产品填补空白，花费了大量资金，使新中多年来仅有微利可图，但支秉渊仍锲而不舍，乐此不疲。

　　在看到张学良的汽车之后，支秉渊认为张学良造出中国人自己的汽车虽然很了不起，但民生牌毕竟是采用进口零部件造的，而他想造一部包括发动机在内的纯中国产汽车。在黄浦江畔，雄心勃勃的支秉渊夜以继日，殚精竭虑，积六年心血，凝结成一种新汽车的雏形，这时已是1937年夏天。这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当时新中公司所在的闸北地区，是日军轰炸的重点，支秉渊经常冒着炮火回厂组织抢运，组织内迁，率领新中员工历经艰辛，将上千吨器材迁往武汉。武汉告急以后，新中继续迁往长沙以及祁阳。

　　在长沙黄土岭重建的新中公司制造分厂于1938年开工，后迁至祁阳。经政府官员出面，工厂获得军队一辆已报废不能运行的德国卡车，其发动机为狄塞尔高速柴油机，支秉渊决定仿制这种发动机，在没有任何有关资料的情况下组织测绘，并决定建立汽车零部件批量生产线。

　　战时后方冶金工业仍非常落后，钢材供应远不及上海方便，条件非常艰苦。支秉渊四处奔波，多方打听供应渠道，终于想到向铁道部门购买被日本飞机炸坏的机车废件作为原材料。当时他估计机车主动轴是用好钢材制的，就用它来制造曲轴，用轮箍制连杆，用钢轨制一般钢件。没有较大的锻压设备和适用的磨床，制曲轴时先将车轴锻扁，然后在机床上切削成型，最后再精车和研磨。在自炼铸铁的过程中，找不到进口的铁镍合金颗粒，就以镍币为添加料，与铸铁、废钢同在化铁炉内熔炼，炼成低镍合金铸铁。在如此差的条件下，新中竟顺利铸成气缸体、缸盖，用废飞机零件铸成了活塞。另外如油泵、喷嘴及飞轮锻坯等部件，则由支秉渊去香港购买。由于粤汉铁路运输已不正常，他就亲自押运，从香港用民船运到广西钦州、防城一带上岸，再用人力经数百里挑到南宁，再经公路长途运输到厂。

　　就这样，1942年，第一辆纯中国人制造的汽车诞生在抗战炮火下的湖南山区。上海工业史学家刘浩林评价道：“支秉渊造的这辆车，可以说是严格意义上中国人自己造的第一辆车，因为这辆车的发动机是支秉渊自己造的，它的变速箱、传动器、转向机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支秉渊自己造的，所以非常了不起。”

　　支秉渊在造出汽车之后，亲自驾车去重庆参加了当时的工业展览会。但是由于抗战形势变化，在没造出几辆车后日军就占领了祁阳，他的汽车梦也就不了了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