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车的李书福不仅“疯”，而且很“狂”，曾经有一个媒体的记者在采访完李书福后有过这样的感觉：他对回答问题多少显得有些敷衍，问一句答一句，问多答少，心不在焉。直到那个记者表明自己是跋涉了几千公里之后才开始与他进行这次采访的以后，李书福才开始用心答话，采访也顺利起来。

　　这很可能与李书福早期造车的经历有关。当1998年吉利的第一辆吉利豪情下线的时候，他摆下了100桌酒席，邀请了很多相关部门的相关人员来见证这一对于他和吉利都不同寻常的时刻。但令他非常失望的是，到酒席前一天，他得到的消息还是大部分人都不来。因为李书福生产汽车没有得到批准，而在中国，没有政府批准就造车在很多人看来很可能就是违法。这种经历多多少少会在李书福心里留下造车是他孤军奋战的阴影，从而造成那个记者碰上的尴尬局面。而这，对后期的李书福与媒体的关系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但对于真正的专家和热心人，李书福的心是敞开的。比如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在就职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路风教授，对这个高调提倡中国人自己造车战略的教授，李书福显然是尊敬有加。

　　路风曾经问过李书福，谁是吉利豪情最早的设计师？得到的回答直截了当：钣金工！

　　到1996年，那辆李书福花6万元买的中华牌汽车要“发芽”了。李书福又要“疯狂”一回了。

　　李书福自己对最初动机的描述是：企业要做大。他到美国去考察时，发现美国汽车比中国要多得多，所以认为在中国做汽车行业肯定可以做得很大，所以他要造车。

　　但他没有说的一点，也是我们已经看到的是，李书福把那辆中华轿车拆了以后，发现里面其实没什么太复杂的东西。没什么复杂，再加上6万元的售价对于李书福来说意味着利润，商人李书福对利润的嗅觉我们已经领教过了，再加上去美国看到的汽车业的前景，决定了他肯定是要干的。

　　这个“疯子”这回做出的是一个大决定，他要造自己的汽车，要造中国人的汽车。要在这个他自己几乎完全不懂的领域里把他当时在中国还不算很大、很出名的公司搞大、搞出名，或者还会吓得全世界都跳起来。

　　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对于当时的李书福来说，有点像一个小孩看到了一个大炮仗。看起来这炮仗太大了，也许会炸了天，但很显然，把这没有主人的炮仗偷偷地放了是有极大的诱惑力的。放，还是不放？他的决定是要放，而且要抢先把这个炮仗拿在手里，这样才能算是自己的。不然，也许另外一只手就会把这炮仗拿走了呢。

　　李书福造汽车的最初举动可以为我们佐证这个利润炮仗对他的吸引力：在造车之初他想造的是奔驰。吉利人都知道的一段趣事是，1996年李书福买过两辆奔驰，回台州之后把它们都拆了，然后从香港买来奔驰的配件，试图一件件地组装起来，造出自己的奔驰车。

　　当然他知道如果完全是组装的话，奔驰公司肯定不会答应，所以他在奔驰的外面加上了自己的外壳。很可能是因为钢制外壳一时搞不出来，异想天开的李书福居然就敢用玻璃钢给这辆吉利公司最早“下线”的汽车做了一个外壳。不仅如此，李书福还把这辆“奔驰车”开上了台州街头，还在电视台做了广告，居然还就有人打电话来问这辆车的价钱。

　　用玻璃钢做奔驰外壳，如果不是李书福，恐怕没人想得出来。想想看吧，开着一辆有着亮闪闪的玻璃钢外壳的奔驰在大街上走是什么劲头，也许比把装甲车驶入闹市区还需要勇气。而这辆车还会有买主，恐怕是有人认出那是辆货真价实的奔驰，打算买回去换个壳再卖掉。

　　有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李书福造车要从仿造奔驰入手？除了李书福外没有人知道。但利润一定是一个巨大的因素，如果不是唯一的因素。奔驰是当时进入中国的最贵的车，把奔驰仿制出来的结果必然是高额的利润。这一点，李书福显然是清楚的。

　　但他低估了造奔驰的难度。他的玻璃钢奔驰也许看起来很漂亮，但耐久性肯定是不行的。很快，这辆车的外壳就开始这里突出那里凹进了。当他想去相关部门为这辆汽车办理出生手续的时候，得到否定的回答也是必然的：这辆车安全性有问题，不可能得到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