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说穿了谁又能不同情他们呢？这三个人，有着不同的身份和背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是中国造汽车这个领域里互相竞争的对手。他们三个，一个是相当有钱的民企老板，一个是国企里原来相当稳定的技术骨干，还有一个是地级市里的年轻官员。如果没有一个造中国车的梦想，以及为这个梦想付出巨大代价的勇气，他们都可以过得很舒服。李书福可以接着做他的摩托车，很可能今天浙江摩托车行业会是李氏兄弟的天下；尹同耀很可能在一汽继续升职，当一个分厂厂长或者公司副总，可能性是不小的；詹夏来如果没有对奇瑞公司的一往情深，后来大概也不会发生什么“红顶商人”的事件：因为詹夏来除了在芜湖市政府任职外，在奇瑞成立后的七年中一直担任着奇瑞的董事长，所以2004年因为一个“红顶商人”的称号而影响全国。以地方政府官员的身份担任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无论如何都是与现在中国官商两界都格格不入的事情，这一年詹夏来不得不辞去奇瑞董事长的职务，也许多少让人有些无奈。

　　奇瑞和吉利，这两颗后来在中国人造汽车这个概念之下耀眼夺目的明星，在2000年之前都显得暗淡无光。其实除了它们之外，在之前和之后，试图造出有中国人自己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尤其是造轿车的人和公司，无论是民企还是国企，都还有很多。但是也许只有被称为“疯子”的李书福和“狂人”的尹同耀，或者还有他们之后的疯狂者能够在这条崎岖的路上走下去。作为一个现代工业的后发国家，中国要摘汽车工业这颗集成度相对来说很高的星星，道路还很长。而在1998年，作为初始者给这两个公司的创业者所带来的滋味，恐怕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到2001年之前，这三个人的汽车之旅，无疑是在黑夜里走路，只有韧性和勇气，也许会给他们一点信心。当然，对于李书福来说，前方的吸引力还有更多的一点，那就是利润，因为吉利是民营企业，但他要经历的，显然是更为艰难的出生。他必须为他的吉利支付一笔不菲的股权收购费给四川的那个监狱，同时还必须为迁居浙江而冒相当的风险。而奇瑞的不同在于它可以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风云车一面世就可以成为芜湖的出租车，国有的体制使它在危难的时候能得到上汽的合作。但是对于詹夏来和尹同耀们来说，他们造中国车的梦想能不能在未来继续得到政府的支持，取决于芜湖市和安徽省政府的意图。不过詹夏来看来并不为此担心，因为地方政府对发展本地工业的支持力度是人所共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