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李书福曾声称把“老板工程”作为集团发展的全新动力，现在又在其“老板工程”的语录中，措词严厉地指出，“老板工程”中出现的问题已成为吉利集团发展壮大的障碍。

　　如何解决“障碍”？李书福称对“老板”的选择要强调“四化”，即知识化、年轻化、决策科学化、管理民主化。加盟老板达不到“四化”要求的，进行调整，并采取派人参与管理的方式，使分厂、分公司等各部门置于大集团规范化管理之中。规范化的核心实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那么，改革结果呢？李书福曾撰文论述：“个别老板”由于自身局限，管理上满足于近亲繁衍的现状，观念上认为谁投资谁就有经营权，对吉利集团推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抵触情绪；“个别老板”甚至视集团派经营管理人员为“夺权”，以下令车间停工为要挟……于是一场改革与反改革、新机制与旧机制的矛盾因此趋于公开化……

　　正是在这些论述中，吉利“老板工程”的核心矛盾得以暴露。

　　从这个报道里，我们可以看明白的是以下这样几点。

　　首先，李书福的“老板工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民间集资，但李书福走得比较远，他把集资的那个“资”变成了产品，让老板们自己设厂为他生产配套产品，这样就省下了自己投资工厂的钱，还可以有稳定的配套产品来源。这一招其实在温台地区早有类似例子可寻，这里的工业高度专业化，一个打火机可以有几十个厂家来分工合作，最后集成出一个产品来。但作为召集人，李书福肯定应该在台州的这些老板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商誉，否则他是做不到让人心甘情愿地掏出钱来做工厂的。

　　其次，李书福做汽车让老板们感到有前途。为什么李国顺会觉得李书福做汽车有前途？当然是因为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生意交往，但为什么其他老板也会投入资金来做吉利的分厂？除了李书福的个人信誉之外，政府的支持应该是一个因素。在前一章里我们说过，浙江没有整车厂，副省长叶荣宝因此感到很委屈，作为一个副省长，出面为浙江的汽配企业做工作而没有效果，使她下定决心在1998年支持李书福，而叶副省长当年是主管全省工业的副省长，她的支持必然会带动相当一级的政府支持，这在当年是不容易的，也能使老板们放心。

　　这个后来先报之于媒体，后付诸公堂的案例有一个附带结果是，让我们在现在能把李书福造车的资金秘密看得非常清楚。李书福是采用了民间集资的一种转换方式来获取他造车所需要的资金的，用商誉来换取配套厂老板的投资，然后由李书福来组装—用钣金工敲出豪情车，然后卖车。20世纪90年代的汽车代理是一个非常赚钱的生意，汽车销售经常需要预付款项，吉利也利用了这种体制为自己的资金筹措出过一把力。据说，吉利利用这种方式最高一次性可以筹集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资金。

　　李国顺案既说明了李书福做汽车的资金秘密，也说明了他为做汽车付出的代价。对于商人和企业家来说，商誉并不比现在的金钱价值低，李国顺案捎带说明的一点是，李书福为了做汽车，把自己多年积累起来的在台州的商誉都赌了进去，大有在汽车上失败了就不过日子的气概。对于一个从1997年开始介入汽车业的民营企业来说，没有这种气概，是不能轻易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