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玄奘满足于此，他完全可以就此在这个天府之国安居下来，但玄奘毕竟是玄奘，他不甘心于此，决定离开四川重返长安。这其中想必也有几重考虑：第一，长安毕竟还是唐王朝的国都，于政治、文化乃至佛教，都具有它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要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僧人，仅仅扬名在吴、蜀、荆楚这些南方之地，肯定是不够的。

　　这其中也可反映出玄奘兄弟二人气度上的不同。他的哥哥在四川当地声名鹊起之后非常满足，不打算再回长安，并屡次劝阻玄奘，让他安心留在四川。但玄奘在二十四岁那一年，终于不顾兄长的劝阻，与商人结伴，泛舟而行，绕道往长安方向走去。

　　在历史上，佛教与商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这不仅限于中国。首先，佛教基本上是根据商路传播的；其次，佛教徒也非常愿意和商人结伴而行，因为商人往往是以商队方式行进，在长途跋涉中，不但带有较为充足的给养，例如粮食、水、钱财等，还会带有一定的自卫武装，所以佛教徒出于便利和安全的考虑，往往喜欢与商队结伴而行。

　　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商人与佛教》，有十余万字之长，恰恰是从佛教的律藏中找到很多记载，揭示了僧人与商人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论地位，僧人是精神导师，地位自然比商人要高，但是实际上佛教戒律中有许多规定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譬如当僧人和商人一起出行的时候，僧人去取水必须后于商人；僧人方便之时必须处在商人的下风口，甚至僧人要“纵气”——当然这是一种文雅的说法，俗话就是放屁——为了防止熏到商人，也必须站在下风，僧人实在憋不住要纵气，还得先看看风向。

　　在佛教的律藏当中，还留下了许多类似的记载，例如因为僧人享有免税指标，所以结伴旅行的时候，僧人甚至会帮着商人来做一些越关的事，比如过关的时候将两匹缎子交给僧人来背，算是僧人自用的，便可免去关税。总之，从佛教史来看，僧人和商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与我们日常的想象迥然不同。

　　当时，玄奘便是和商人结伴，泛舟离开了四川。先到达荆州的天皇寺，在当地受到一个王爵的赞助，设坛开讲，讲授他从前所习得的《摄大乘论》和《阿毗昙论》等佛经，连讲三遍，听者如云，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讲经师的声望。

　　在二十五岁这一年，玄奘还得到了当时中土一位顶尖大师济源法师的极高评价，对于年轻的他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当时他见到了德高年劭的济源法师，当时济源法师已年逾六旬，在那时算是高寿，见到玄奘之后，据记载称“执礼甚恭”，即非常地恭敬，在与玄奘讨论佛法后，他感慨地泣叹道：“岂期以桑榆末光，得遇太阳初耀。”意思是说，以我六十多岁的桑榆晚景、风烛残年，居然还有幸遇到初次散发万丈光芒的太阳。年轻的玄奘获得高僧这样崇高的赞誉之词，自然立刻就在佛教界传播开了。

　　很快，玄奘进入了长安，在那里，他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佛教界已经得到的崇高声望，而是继续学习佛典。根据当时留传下来的记载，玄奘在二十六七岁时已经获得一片赞誉之词，凭苦学成为了一个“释门伟器”，当年郑善果对他的预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唐朝时候的长安，它的国际化程度，老实说是我们今天的北京、上海，甚至香港都无法比拟的。长安完全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游子的云集之所，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有突厥人、鲜卑人和印欧白人的存在，而且还有黑人，例如在陕西出土的许多唐代墓葬可以证明，当时的好多官家小姐，例如裴氏小娘子，也就是裴家丞相的女儿，身边就用了大量的黑奴。当时酒店的女服务员，也有大量来自东亚的，有句著名的诗就叫“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当时所奏的音乐，也有很多是来自新疆甚或境外更远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