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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崛起 作者:李俊辰 2007-09-21 03:45
全书以苹果公司iPod创新为引,提出在知识经济的环境下,企业应当致力于产生经济学家约瑟夫R26;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描述那种“破坏性”创 意。当今世界,无论是欧美强国,还是亚非的发展中国家,都迈向知识经济。新的经营理念、管理模式、思维方式等将被采纳更新。国与国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而支撑这一变化的是知识,是高新科技,是创新。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支持体系,高新科技的出新和发展是不可能的。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正是知识创新支持体系的重要一环。如果说创新是财富在太空翱翔的飞船,那么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则是点燃这艘飞船使之升空的点火器。对中国政府而言,风险投资同非公开权益资本和创新的有效结合,吸收英国等发达国家风险投资的发展经验,又是一个崭新的课题。
早在风险投资这个定义问世以前。风险投资这种行为在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就屡见不鲜了。比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和15世纪的哥伦布大西洋航海。郑和得到了当时明成祖朱棣的旨意,虽然带有“天命天君”的意思,但是,探索冒险获得巨大回报的精神且带有“天使投资”的感觉非常符合风险投资的本质。1492年西班牙国王答应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远洋探险投资,正是看中了哥伦布可能发现的“一切岛屿和大陆”的主权,并明确约定:“无论用什么方法得到的财物,除去航行费用外,哥伦布本人可享用1/10,其余上交国库”。
英国是现代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业的发源地,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投资国。中国政府于1984年引进风险投资概念,并在政策支持下于1998年和1999年作为新兴投融资制度系统提出和广泛推动,其间引起了中国政府部门、实务界、企业界、研究界等的关注。但是,可以说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在中国现在才刚刚开始,是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大家都在探索中成长。目前的当务之急,中国应该建立完善多层次、立体性、多规格的资本市场以及出台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及相关细节的步骤应该尽快进行。本书第一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的风险投资概念之争。
作者将Venture Capital(VC,风险投资)定义为:由基金、专业投资公司或富有个人等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运用自有和联合资本开发新产品,投向新兴产业、新型产品、创新商业等,将最新科学成就、专利技术、科学管理理论或知识产品等与资金相结合,从事诸如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产业、现代高科技产业、高成长性产业等创新事业,进行新的商业行为,是一种高风险与高收益机会并存的、权益性和战略性并存的、股权制与非股权制并存的、组合式的投资。
事实上,最能体现风险投资特点的种子期和初创期等无不涉及较高的风险,具体表现有项目的筛选、尽职调查、后期监控、知识产权、选择技术、公共政策、信息高度不对称、道德品质、管理团队、商业伙伴、财务监管、环境、税收、政治、沟通平台等。在西方国家,据不完全统计,风险投资家每投资10个项目,只有3个是成功的,而7个是失败的。正是因为这样,在风险投资界才会奉行“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分散投资原则。只要对风险投资有一定了解的实务家和学者,可以知道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在各阶段中一览无遗。风险投资的投资区别于其他类别的投资就在于其的“高风险”性,“创业投资”、“创新投资”等仅仅代表了“风险投资”过程中的一部分。“创业投资”、“创新投资”是“子集”,“风险投资”是“总集”。
接着,第一章还着重介绍了风险投资与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内涵以及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形式,其包括自筹资本、天使资本、科技孵化器、风险投资、其他早期权益资本投资、购并资本、麦则恩投资、风险租赁、拯救资本,以及其他晚期权益资本。另外,第一章还分析了外来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投资公司对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公司的“压力”。过度依赖外资,将构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畸形,埋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风险。“如要通过限制外国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比重,无异杀鸡取卵。”这也是不可取的。
再者,中国发展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也是第一章的组成部分。“法律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没有法律保障的风险投资,那种结果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部分介绍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中小企业促进法》、新《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科技成果转化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等对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规范。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缺少核心技术的教训令多少中国企业痛彻肺腑。而建设创新型国家,仅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其中,发展风险投资是推进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创新是有风险的,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风险投资让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是一种支持创新的金融机制。由此可见风险投资与自主创新的密切联系。在第一章中,创新与风险投资的关系也是不可不说的。
随后,第一章以宁夏红为例,分析总结了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对传统行业的关注。第一章以跨越23年(1984-2006年)历程的中国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大事记为结尾。
第二章讲述了英国创新魅力、投资的回报,集中阐述了英国非公开权益资本和风险投资的结构、规模、趋势以及英中科技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合作,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英国是国际金融与商业活动的主要创造与革新中心,吸引了众多高技能的人才。数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将自身的国际战略定位在金融市场和贸易。而现在,英国国际领先领域包括了文化产业,如设计、传媒、时装、戏剧和娱乐业等。那些选择英国作为全球创意中心的企业, 他们了解其中的商业意义。多元文化对他们十分重要:一方面不可能在全球每一个国家建立设计中心,一方面又必须考虑不同文化的元素。而伦敦在时装、艺术、建筑、产品设计方面的强大优势为创意十足的行业提供了创意十足的环境与人群。本章以MTI投资Flomerics公司为例分析了英国高科技成长型风险企业(也称为“创业企业”)的成功退出和伦敦证券交易所AIM市场对中国建立多层次、立体性、多规格资本市场的启示。
Jonsson Li模式(MMM投资标准)和是否选择“海归派”揭开了第三章的序幕。以李一男为主的本土大学生,以其27岁的年龄在被誉为“中国思科”的华为取得了第一份成功后,创建了港湾网络。港湾网络从其诞生起就被称为“华为衍生出的竞争对手”。港湾网络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创立者和团队管理在融资过程受到投资方的极大关注。而以马云为创始人的阿里巴巴在近年来的“轰动”也成为第三章一个重点的案例。雅巴时代究竟能走多远?最后,第三章介绍了生命科技研发的商业化,其中包括中国生物领域商业化的探索之路以及生物技术在中国依靠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发展的机会,涉及的案例是赛百诺。
早在风险投资这个定义问世以前。风险投资这种行为在中国社会和欧洲社会就屡见不鲜了。比如,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和15世纪的哥伦布大西洋航海。郑和得到了当时明成祖朱棣的旨意,虽然带有“天命天君”的意思,但是,探索冒险获得巨大回报的精神且带有“天使投资”的感觉非常符合风险投资的本质。1492年西班牙国王答应为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远洋探险投资,正是看中了哥伦布可能发现的“一切岛屿和大陆”的主权,并明确约定:“无论用什么方法得到的财物,除去航行费用外,哥伦布本人可享用1/10,其余上交国库”。
英国是现代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业的发源地,现在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投资国。中国政府于1984年引进风险投资概念,并在政策支持下于1998年和1999年作为新兴投融资制度系统提出和广泛推动,其间引起了中国政府部门、实务界、企业界、研究界等的关注。但是,可以说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在中国现在才刚刚开始,是个蹒跚学步的孩童,大家都在探索中成长。目前的当务之急,中国应该建立完善多层次、立体性、多规格的资本市场以及出台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基金管理办法及相关细节的步骤应该尽快进行。本书第一章首先分析了中国的风险投资概念之争。
作者将Venture Capital(VC,风险投资)定义为:由基金、专业投资公司或富有个人等在自担风险的前提下,运用自有和联合资本开发新产品,投向新兴产业、新型产品、创新商业等,将最新科学成就、专利技术、科学管理理论或知识产品等与资金相结合,从事诸如现代服务业、高附加值产业、现代高科技产业、高成长性产业等创新事业,进行新的商业行为,是一种高风险与高收益机会并存的、权益性和战略性并存的、股权制与非股权制并存的、组合式的投资。
事实上,最能体现风险投资特点的种子期和初创期等无不涉及较高的风险,具体表现有项目的筛选、尽职调查、后期监控、知识产权、选择技术、公共政策、信息高度不对称、道德品质、管理团队、商业伙伴、财务监管、环境、税收、政治、沟通平台等。在西方国家,据不完全统计,风险投资家每投资10个项目,只有3个是成功的,而7个是失败的。正是因为这样,在风险投资界才会奉行“不要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分散投资原则。只要对风险投资有一定了解的实务家和学者,可以知道风险投资的高风险性在各阶段中一览无遗。风险投资的投资区别于其他类别的投资就在于其的“高风险”性,“创业投资”、“创新投资”等仅仅代表了“风险投资”过程中的一部分。“创业投资”、“创新投资”是“子集”,“风险投资”是“总集”。
接着,第一章还着重介绍了风险投资与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内涵以及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形式,其包括自筹资本、天使资本、科技孵化器、风险投资、其他早期权益资本投资、购并资本、麦则恩投资、风险租赁、拯救资本,以及其他晚期权益资本。另外,第一章还分析了外来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投资公司对中国本土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公司的“压力”。过度依赖外资,将构成一个国家宏观经济的畸形,埋下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市场环境风险。“如要通过限制外国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比重,无异杀鸡取卵。”这也是不可取的。
再者,中国发展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也是第一章的组成部分。“法律与风险投资密不可分,没有法律保障的风险投资,那种结果是不可想象的。”这一部分介绍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关于尽快发展中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中小企业促进法》、新《公司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科技成果转化法》、《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等对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规范。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缺少核心技术的教训令多少中国企业痛彻肺腑。而建设创新型国家,仅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管理创新、制度创新。其中,发展风险投资是推进自主创新不可或缺的要素。创新是有风险的,没有金融资本的支持是不可能的。风险投资让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是一种支持创新的金融机制。由此可见风险投资与自主创新的密切联系。在第一章中,创新与风险投资的关系也是不可不说的。
随后,第一章以宁夏红为例,分析总结了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对传统行业的关注。第一章以跨越23年(1984-2006年)历程的中国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大事记为结尾。
第二章讲述了英国创新魅力、投资的回报,集中阐述了英国非公开权益资本和风险投资的结构、规模、趋势以及英中科技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的合作,对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英国是国际金融与商业活动的主要创造与革新中心,吸引了众多高技能的人才。数世纪以来,英国一直将自身的国际战略定位在金融市场和贸易。而现在,英国国际领先领域包括了文化产业,如设计、传媒、时装、戏剧和娱乐业等。那些选择英国作为全球创意中心的企业, 他们了解其中的商业意义。多元文化对他们十分重要:一方面不可能在全球每一个国家建立设计中心,一方面又必须考虑不同文化的元素。而伦敦在时装、艺术、建筑、产品设计方面的强大优势为创意十足的行业提供了创意十足的环境与人群。本章以MTI投资Flomerics公司为例分析了英国高科技成长型风险企业(也称为“创业企业”)的成功退出和伦敦证券交易所AIM市场对中国建立多层次、立体性、多规格资本市场的启示。
Jonsson Li模式(MMM投资标准)和是否选择“海归派”揭开了第三章的序幕。以李一男为主的本土大学生,以其27岁的年龄在被誉为“中国思科”的华为取得了第一份成功后,创建了港湾网络。港湾网络从其诞生起就被称为“华为衍生出的竞争对手”。港湾网络为什么会取得成功?创立者和团队管理在融资过程受到投资方的极大关注。而以马云为创始人的阿里巴巴在近年来的“轰动”也成为第三章一个重点的案例。雅巴时代究竟能走多远?最后,第三章介绍了生命科技研发的商业化,其中包括中国生物领域商业化的探索之路以及生物技术在中国依靠风险投资和非公开权益资本发展的机会,涉及的案例是赛百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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