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倪政兴

    歌德说，没落的阶级关注内心，上升的阶级面向未来（大意）。稍稍了解中国史的人，对这句话无不会心一笑。

    我的一个朋友在大学里开中国文化史，他说以他老人家的眼光看来，中国没落史就是文化成熟史，从中国大历史来看，中国的文化是一步一步走向成熟，孔子以语录体的《论语》提出了儒家文化的大纲，后世的文化人不断的在四书五经上添油加醋，现在公认宋儒以及桐城学派终于把儒家文化推向高峰，也终于使它走向末路。歌德还说：“我们总是习惯于一再地重复古人的各种格言，而它们原来的含义跟后来附加在它们身上的含义又绝然不同。”实际上后来的儒者对于儒学的理解是不是跟前辈们一致，着实令人怀疑。

    佛教引入中国之后，大家知道了在唐朝走向了路线之争，主张“全盘西化”的神秀和终于输给主张“走中国特色的佛教道路”的慧能，佛祖提倡的渐修派走向末路，中国特色的顿悟派走向上风，顿悟派原本是为迎合下层群众速成而本土化的，所以提倡“不立文字”，但是偏偏，慧能又留下《坛经》，接下来又有各种“灯”，许多高僧的功课又变成了悟经和解经的过程，跟慧能的思路南北相向。

    至于本土教派道都更不用说了，老子虽然只留5000言，也足以让大家搞了好多枝枝蔓蔓上来。

    这是中国三大教派的命运，他们的发展说明一点，当教派影响越大，框框就越多，就越没落。

    具体到一个王朝，当一个王朝文化发展越成熟，他的没落期就为之不远了。周王朝的文化最不发达，百家争鸣，实际上是百家的思路都是粗线条，所以他的历史就最悠久。当然，这个例子不妥当，但是大家看文化最发达的唐朝、宋朝，他的后期，政治文化已经相当完整，但大家因循守旧，问题也最多，死期自然不远。

    毛主席是最爱读历史的，他说，中国古代史其实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所以中国文化史其实是帝王将相的文化史。所以，准确的说，王朝和阶级的没落，其实不是文化本身的问题，而是谁的文化的问题。《读书》有一文章引用一个政治学家的话说“政治家的责任就是让人民享受文化”。我们中国古代史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家只肯让自已的阶级享受文化，这就是问题所在。

    2005年底到2006年中，我做一档台湾新闻节目，这一段时期，我恶补了许多台湾的资料，然后自然而然的，上溯到民国史，然后发现民国时代的许多故事，其实与东晋南北朝的极其相象，然后，又重温了《东晋门阀政治》、《资治通鉴》、《晋书》等等。我觉得这一段历史简直就是整个中国历史的缩影，总之，该发生的，都在这段时间发生过了。等到我离开了这个台湾新闻节目组的时候，我决定把自已的一些体会写下来。

    其实具体到谢安这个人，我其实是看李白的诗才发现了。李白极其推崇他，写了几十首相关的诗。谢安这个人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典型，琴棋书画不用说了，关键他还玩隐居，关键他还玩“济世”，关键他做了高官，关键他还做的不错，关键他还玩隐退，关键他还玩战争，而且是留名千古的大战，关键还他培养了一批人，带出了队伍来，这个队伍还是杰出的队伍。总之，我们所理解的知识分子的一切他都玩过了，而且玩得很好。

    但是这个人也有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影响太大了，遮蔽了问题，特别是后世的许多知识分子自认为可以奋斗成谢安，李白就是一例，小则误了自已的前程，大则误了国家。

    不过究根问底，谢安只是一个文化人，是一个集大成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影响和问题，集于一身。

    当然，这些问题，我在书里一一讲到。

    所以，我这本书，其实不是人物传记，也不是历史著作，其实是一本评论，尽管我引用了许多资料，而这些资料也是大家在各处可以随意看到的。

    当然，我不敢托大，写的过程中，发现自已在许多知识上储备不足，而且许多论文、书本上的资料其实完全是臆造，所以写的很辛苦。整个稿子，到出书为止，改了不止十遍。所以，为了让大家更完整的看这个书，我也将在这个坛（www.worldofchinese.com）发这本书的注解版，大家有什么指教的，也希望不吝指出，一同讨论。

    此外，还要加上一个说明，就是纪年问题，为了更好还原事件，书中在提到东晋时候，写的是东晋年号，提到前秦时候，写的是前秦年号，为了让现在读者更加明了时间变化，在这些年号后面，我都加上公元纪年，当然，月份方面，都是农历月份，相信读者能够明白。至于地名方面，也是尽量以古地名为准，后来注明现在地名，不过问题是现在地名改来改去，也许我注的地名，又有了新变化，也请诸位指教。

    最后，感谢老朋友王怜花以及素未谋面的胡少，由于他们，我终于完成了这本书。我的这本书还是未完稿阶段，王、胡二位就来信鼓励，正如去年热播的《武林外传》里刑捕头说的“我看好你哟”，这使我终于完稿。